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民间艺人群体的多重镜像——评《空间、自我与社会》

学科内在的缺陷加上外在的学术管理体制，使得中国民俗学一直行走在悲剧的边缘，民俗学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处境尴尬。而民俗学家最易受非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俗学是研究什么的？     

论民俗的易感染性

对于民俗,民俗学家研究最巨,其他从事实地田野研究的社会学科多从民俗学家的直接描述与归类中获益良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用多费笔墨。不过民俗究竟是什么,连民俗学家自己也在争论,而围绕这一争论最为直接的论著应该是高丙中教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其中有详尽的对于民俗学学科史中有关民俗的界定,最后作者以“生活文化”作为民俗的实质内涵,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劳作模式: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新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村落生活发生剧烈变迁,传统民俗事象也呈现出式微态势,在此情况下,如何转变研究路径以应对新情况,成为当代民俗学进行理论探讨时不可回避的学术问题。劳作模式是民俗学家刘铁梁在田野基础上,结合自身学术实践提出的探索性概念。劳作模式强调村民的身体经验和生活实感,注重村落生活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因此,在分析村落认同、社会变迁、生活意义等问题时,其能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同时,将劳作模式作为民俗学关注村落生活的起点,本身也自含了从强调民俗事象的结构性分析向强调村民主体及实践活动转向的学术旨趣。因此,在田野作业中,进一步挖掘和阐释此概念,可以为民俗学村落研究提供一个可行性理论视角。     

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另一重镇——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

这篇文章是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文化志研究中心(Center for Folklore and Ethnogra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一个概要介绍。这个中心是当今美国民俗学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授予民俗学博士学位的学术单位。同时,它也是美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中心之一。因此,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对这个中心的历史及其博士学位的要求进行描述以外,文章还对这个中心主要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和概括。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弥补单纯孤立的翻译所不能容纳的学科背景知识,希望读者能更系统整体地把握个体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位置;其二,希望这种介绍能成为一个获悉当代美国民俗学发展的窗口,从一个侧面更多地了解其历史与动态,以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正是为这种目的,在正式介绍中心以前,结合一些美国民俗学发展中的特例,文章论述了为什么携带“家”学并立足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非常重要。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天时、地利、人和——《民俗研究》创刊琐忆

正《民俗研究》杂志从创刊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孔子说"三十而立",《民俗研究》三十年历经风风雨雨,不断发展壮大,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回顾当年杂志创办之初,往事如昨,历历在目,简而言之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天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期。1978年秋,钟敬文等七名老一辈民俗学家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呼吁恢复民俗学。1982年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     

日常生活与作为视角的民俗

日常生活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讨论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但在学科内部对是否接纳此概念和路径仍存在争议。曾在很大程度上以传统/现代二分的现代性为学科根基的民俗学如何面对以后现代姿态进入研究视野的"日常生活"?基于对学科史的简单回顾,民俗学要承担自己的学术和社会使命就必须回到"民俗"所由来的日常生活,这一转向并非对学科传统的背叛,而是延续了学科传统中"眼光向下"的视角,通过对主体经验的关注重新找回对"民"和"人"的关照,同时必须对科学的反映论路径和研究者在田野和民俗志撰写中的主体角色予以反思。     

孙末楠的Folkways与燕大民俗学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创建时期,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和他关于民俗的学说一同被介绍了进来。因为派克在始终重视民俗研究的燕大社会学系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宣讲,孙末楠的民俗论对燕大的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对于民俗的理解发生了从风俗到礼俗的整体转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中,基于对孙末楠关于民俗、德型阐释的译介和梳理,黄迪对民俗的定义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民俗学界定民俗的创造、享用和传承等基本意涵。     

隐居民俗与孝道——兼谈公共民俗学

居住民俗研究将居住空间的习惯性使用、建筑形式、建筑过程中的民俗仪式和禁忌、隐居行为等都包括在关注视野之中。而隐居与孝道关系密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传统家族制度和民俗行为的继承与变迁,隐居民俗各种形态的形成与变容也显示出今日社会老人生活形态和观念之变化。对隐居民俗的调查研究及各学科对研究应用的回顾,表明21世纪的民俗学应更加关注学术为社会服务,强化"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实践。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各学科持久的热点之一。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并指出身体性、身体知识是民俗知识的根本属性之一。     

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

本文以《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为对象,将其置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并发掘其中彰显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可以运用以下想象力来丰富研究视域:发现俗民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意义;洞悉变迁社会中的民俗传承本质;立足于民俗社会并反观社会变迁。     

集市: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视野

集市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浓缩。以流动为特征的集市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表述、民俗关系的搭建与互动提供了场域,是区域性生活实践、文化变迁和社区整合的动力源泉。民俗学对集市中民俗事象、时空特征和实践活动的关注,可在超越村落边界的基础上,透视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活力;同时,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可以进一步充实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与应用性,丰富有关集市当代转型和乡村社会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体现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     

《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

<正>迄今为止,日本民俗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展开论述,"柳田民俗学"成为一种定格,而对柳田国男以外的民俗发展动向、活动以及对民俗的认识却未能给子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日本当代著名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日本的民俗学:"在野"之学二百年》,在合理评价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学影响的同时,试图摆脱既有民俗学史的窠臼,把握日本民俗学史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