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俗与立异：江淮地区一个乡村基督徒的春节习俗

当代江淮地区的乡村基督徒在礼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社会中通常会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人处事。虽然他们形式上仍旧按照当地礼俗行事,但却从基督教的视角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剥离了原先蕴含于其中的民间信仰意涵。当礼俗习惯与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格格不入时,基督徒为了标识其身份,维护其信仰而又不至于沦为乡民眼中的异类,便对礼俗习惯进行适度调适,创造性地实现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基督教——以北美和东南亚为例的分析

论文在梳理北美和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阐述了海外华人基督教的一些特征。受多元异质文化的影响,海外华人宗教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不仅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得以在海外传播和发展,西方基督教文化也在深刻影响着华人社会,华人基督教由此得到发展,尤其在北美和东南亚。北美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文化,华人基督教发展最盛;东南亚华人主要信仰中国传统宗教,但基督教的跨族群传播能力使其能够在华人社会中广泛传播。因此,华人基督教的发展程度受所在国宗教特性和政策的影响、华人基督徒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海外华人基督教信仰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传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嵌入与再生产——一个华北村落基督教信仰的民间逻辑

基督教在汉人村落社会的传播,不仅要依靠与地方传统的融合与互动,同时还需要将宗教转化为具有功能的组织、身份等社会结构,以嵌入民间的世俗生活的方式得以存在。随着村落社会的变迁,人们需要将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不断再生产。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同时,基督教只有回归其文化面向,才能实现在现代性过程中的延续和再造。宗教信仰的长期维系需要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共同作用。基督教信仰在村落社会的运转,依赖于在既有的地方传统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逻辑。     

民间信仰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当代建构——对茂名“冼夫人信仰”的人类学考察

“冼夫人信仰”是茂名的重要民间信仰之一,这种民间信仰在当地的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考察民间信仰及其在当地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乡村社会对传统资源的再次塑造和利用。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

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     

从结构制约到志愿参与:民间信仰公共性的现代转化——以一个珠三角村庄为例

传统民间信仰依附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其公共性带有总体性和强制性色彩。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个人意志的公益性志愿参与逐步取代强制性结构因素,成为民间信仰公共性的主要来源。一个珠三角村庄的个案研究显示,尽管民间信仰进入个人选择的领域,但在对社区共同体的渴望、民众责任意识增长、转型社会对新型公共空间的需求、集体经济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继续保持活力,以及传统价值观对社群的重视等因素影响下,民间信仰传统的公共性逐渐向现代型公益慈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社区归属与认同必须通过行动持续"再生产",而且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价值观也得以成长发育,促使民间信仰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文化资源。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灵、份与缘:民间信仰观念与人群结合——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因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形式而被杨庆堃先生归为分散性宗教,但是这种分散性的信仰形式却与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以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当地民众宣之于口的三个信仰观念——"灵""份"与"缘"以及相关实践,从信仰观念的共享和实践的角度,展示了民间信仰神明与庙宇网络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的弱关系与地缘、血缘强关系的结合,从而围绕神明信仰形成了超越社区、地域甚至跨国的信仰共同体。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堪称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必须深刻反省长期以来"强烈排斥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倾向",以求厘清中国民间信仰概念;其次,理应着眼其"主流与本质",对中国民间信仰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最后,通过深思中国民间信仰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可使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

宋代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重要变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挣脱"祭不越望"观念的束缚,到外地建立行祠。两宋之交政治、经济、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变动,使张王信仰的传播路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出现张王信仰传播的热潮。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只是张王信仰向外传播的隐性因素,一些转任各地的官员、士人和释道人士是推动张王信仰传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态度在其中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

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制与调控的问题。     

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明溪莘夫人崇拜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由于受到“神道设教“的影响,大多具有明显的国家意识.不过,在民间信仰的传承过程中,神灵的象征意义是极为复杂多变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对普通民众而言,灵异传说与乡土观念构成了地方神崇拜的主要动力.因此,深入考察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有助于揭示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溪显应庙莘夫人崇拜的历史考察,分析地方官、士绅与乡民对待莘夫人崇拜的不同态度,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意义与传承过程作一初步的探讨.……     

近代以来“反宗教运动”的历史回顾及其反思

以"废庙兴学"和"破四旧"为例,回顾民间信仰经历的政治运动,分析背后的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因此,尽管是对"废庙兴学"和"破四旧"这一过程的分析,无形中把学者们对原生态文化的看法也作为客观分析的对象,从而揭示原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现实的复杂背景。     

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山西洪洞县民间信仰的复兴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文化、社会等分离不开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作为社会中、下阶层一种十分复杂的民俗性、宗教性信仰,它一直被视为"迷信"而受到抵制和批判;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它那丰富的文化资源又确有其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民间寺庙得以修复或重建,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对于民间信仰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也值得人们深入探索分析。     

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隋唐以来,武烈帝陈果仁便是常州及附近地区重要的神祗,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列入官方正祀。但陈果仁本人的事迹却在正史编纂和民间传说中,有着极大的差别,并渐渐地从历史性的形象转化成为复数性的、非历史性的形象,呈现出一副极为复杂的图景。而官方、士人、民众等不同社会阶层对待他的态度也并不一致：国家力图实现对民间信仰的控驭,地方士绅则希望以此来维护地方利益,普通百姓则可以通过信仰来获得心理慰藉和进行娱乐。而正是通过民间社会和国家间的不断互动和交换,民间信仰才得以发展起来。基于此,本文便拟通过考察陈果仁从人到神的过程及其在民间的影响,来展现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在社会不同阶层中所体现的不同图景,以探讨民间信仰与官方意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王朝的正统标签历来为各种社会阶层所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地域环境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解读方式却颇有不同。保生大帝信仰盛行于东南沿海边陲,南宋时获得王朝的三次敕封,明清时期则一直未能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保生大帝信仰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在解读该信仰的正统性时,没有在祀典与淫祀之间划出一条界域分明的鸿沟,而是从当地保生大帝信仰的实际情况与边陲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来理解该信仰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凸显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村落“龙脉”信仰——基于J省若干个案的研究

"龙脉"是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之一,其对农民心理及集体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龙脉"信仰的边缘性及其对农民集体行动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主流文化与"龙脉"文化的冲突中,基层政府角色十分尴尬:既要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却又难以抵御包括"龙脉"信仰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的影响。故调整国家文化战略、构建包容性的文化标志,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关于民间信仰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主要存在于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时段中;它发生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与民间社会共同萌发、共同形成。同时,民间信仰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精神世界,不同时代的民间信仰因其信仰群体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围是民间社会所发生与传承的种种信仰,对于官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民间信仰的行为,可视之为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