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文化人类学者的贡献和价值——以张怀群及其研究为例

人类学在其发轫阶段,以＂他者＂眼光对异民族文化的关注、命名、书写和评价是普遍的现象,而在今天,这一现象已经并在继续改观。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又在本土传统文化滋养中成长起来的基层和乡土知识分子,开始以自我主体身份写地方、写文化、写民族、写历史,重新发现＂大传统＂所忽略的＂小传统＂及其价值,弥补专业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不足。他们长期生活在本土文化的＂田野＂,不再是只为专业人类学家提供资料的讲述者和地方知识的＂知情人＂,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反观视角、自我体验和表达能力的研究者,其中一些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表明,他们堪称田野文化人类学者或者本土人类学者。虽然这些人类学者或者本土文化研究者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但就他们工作的性质和意义来说,无论是满足当前文化研究的需要还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他们应该得到与专业人类学家同样的尊重,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支持,他们的成果应该得到承认,他们的研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以张怀群及其研究工作为例来谈谈田野文化人类学者的贡献和价值,以期引起注意。     

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人类学在中国经历近百年的发展,成就斐然,对历史学提供了诸多理论及方法上的启示,但也面临学科被泛化的局面。当越来越多的学科被冠以"人类学"头衔时,人类学究竟是什么也随之成为问题。在操作层面,人类学从心理学那里借取的"移情"以及从语言学那里借取的将研究者作为"参与者"的"主位"角色强调,对学者确定研究立场裨益良多,对历史研究尤具启发意义。但学者毕竟是象牙塔中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移情"或"参与"研究对象,值得怀疑。另外,人类学者重视"田野作业",对历史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田野"亦有类"文本",存在人为制作的成分。这些因素迫使人类学者在方法上做新的探索。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人类学者在理论方法上的探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借鉴。     

人类学方法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地域社会史理应对充满田野气息的人类学予以重视。“田野“首先意味着空间特征的揭示,有助于培养历史学家的疏离感和想象力,认识不同社群类型对于地域社会完整性的意义。“田野“其次意味着地方;人类学特别重视“地方小事“及其存在环境的价值,并将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意义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加以理解,所有这些,与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暗合。“田野“还意味着缩影;人类学对于困境中的“社会缩影论“的省思,重新梳理了“小地方与大社会关系“,不但使社群研究获得了理论支撑,也明晰了从地域中国到全盘中国的具体考察路径。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

正田野历史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融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历史与现实视野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田野历史学代表了一种历史研究的理念,以对当代中国乡村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解读见长,致力于请农民讲述自己的历史,强调要书写一部从田野出发,利用农民自己形成的文献资料,用他们的感受、体验和经历来讲述的历史。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关系密切,它所形成的丰富成果将促使国史研究者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社会的演进历程,重新审视目前出版的各种教材和各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民族志语境下方志采编范式之学科互鉴

人类学民族志和方志学民族志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文本形式。虽然因命名上的重叠和定义上的冲突,我国人类学和方志学一直争论着各自对"民族志"理解的合法性和话语权,但这两种民族志却各自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并且在学科发展中默默地影响着对方。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方志编撰传统无形中形塑着我国人类学民族志的本土特色,而人类学民族志的田野研究范式也开始向地方志渗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兹从实用层面入手,探讨在地方志资料采编范式中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角色、田野伦理、田野方法等具体经验,对方志采编范式的跨学科互鉴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应用人类学纵横谈——访谢剑博士

谢剑先生,湖南沅江人,台湾大学文学士及文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社团的研究.谢先生著述颇丰,以中、英文发表的论文分别达数十篇.主要著作有《香港惠州人的志愿社团》、《中译人类学辞典》、《昆明东郊的撒梅族》和《应用人类学》等.庚午年末,趁谢先生回内地作学术交流之机,笔者以“人类学的应用与中国人类学者的责任”为题向他进行了采访,下面就是这次采访的笔录(△——记者,○——谢先生).△很高兴有此机会采访您,今天我想主要就人类学的应用诸问题向您请教.○首先,我要做一个说明:应用人类学是我专业的一个部分,我主要是从事社会人类学和心理人类学的教研.对于人类学的应用虽有所涉猎,但所知道的范围也不是很广,仅就自己所了解与认识到的作一交流.这不仅仅是谦虚.△我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应用人类学是怎佯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以至西欧,发展最早,迄今这门学科至少有150年的历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一直是以理论人类学为主,对应用方面、实践方面不是那么着重.不但不着重,而且传统观点认为:搞应用人类学就丢失了人类学家的资格和味道.故此,应用人类学长期以来是停滞不前的.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摄影家谢子龙和“茅古斯”的故事

影展过后,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像谢子龙一样爱上湘西的田野,爱上让他魂牵梦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茅古斯"。但了解谢子龙的人说,谢子龙要做的事,一定会做到底。谢子龙在倡导拯救"茅古斯","茅古斯"有救了。     

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

<正>当代"中国学"日趋以田野研究为指归,科大卫更是其中"现象级"的人物。他的研究强调历史现象的人类学阐释,重视上层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生活间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这些都在本书中有出色的表达。本书旨在深入爬梳与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     

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正>历史学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文献史学,即通过历史文献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田野考古学,通过人类活动实物遗存的研究来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三是文化人类学,是对现存民族、社会进行考察,从而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又称"社会人类学",属于广义人类学的一个部门,大体上相当于欧洲各国的民族学(Ethnology)。文化人类学是对世界各民族及有关群体的文化过程和人类的天习行为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并探     

皇朝立宪面面观

皇朝要立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被当时与后世的民众看成是奇事.奇就奇在“皇朝“与“立宪“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存在着“君政“与“宪政“的根本对立,有了许多的“两面“,直让人以为皇朝立宪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同时,也就是这些“两面“,兆示了后来中国宪政的基本格调--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让人对中国历史有时感到一些无奈,有时又看到一些希望.为看看到底有多少“两面“,遂有这篇&lt;皇朝立宪面面观&gt;的文章.……     

华南与内亚的对话——兼论明清区域社会史发展新动向

正30年来,没有人可以忽略社会史带给史学界的启发与生机,学者们基于社会史研究而生发的分歧、争论、疑惑、思考、探索,不仅形塑了本领域的发展方向,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孕育而生的田野调查,眼光向下关注大众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对中国史学各断代史、各专门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其中华南学派的研究让学界瞩目。华南学派将传世文献与田野观察相结合,以自下而上及自中层行政组织向下的视角,对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重新认知,对长时段的区域史以及由此而至的社会、国家整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的整体性思维

<正>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有清晰的定义,即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文献的解释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目前,地方综合年鉴的文献价值普遍不高,系统性、逻辑性、学术性都有所欠缺,要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分析、评价和解决这些问题。客观记述历史,就要求用整体性的眼光,把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去考察。地方综     

亲属称谓与亲属行为的关系——一个汉人农村社区的例子

亲属制度作为人类学学科史上的论争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主张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一条支配性进化线索的单线进化论者通过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来寻找证据,以此追寻过去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变迁的痕迹。由此开始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人类学者对亲属称谓的进行了基于不同标准和认知的分类,但各个分类体系都承认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与亲属行为之间存在联系。本文旨在根据对一个汉人农村社区的观察,分析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之间的联系。     

捻军：历史人类学可以问什么问题？

捻军的历史是清史研究范围内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多年来历史学者配合田野考察与文献考据作为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从20世纪50年代以江地与马昌华先生为首的田野考察与文献研究出发,提出近年来历史人类学从“礼仪标签”的概念所能引申的问题。本文考虑把“捻”或“捻子”作为一个行为的标签,放到法律文书,对“捻”在文献出现的频繁有没有影响。再者,所谓“结捻”的群众,为什么会在太平军北伐的时候竖旗起义。     

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

本文的重点在于概述启始于上个世纪中期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以及学者在不同时期偏重的各个方向。笔者并不企图在本文中完整、详细地讨论人类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成果 ,而是希望从不同地区及研究主题两个方面 ,概述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重心、重要的转折以及新近的研究方向。     

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

上、王夫之史论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研究重大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是评价性的历史认识。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君主专治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人物的评价,大多就属于这种评价性的历史认识,本文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探讨王夫之史论的认识价值的。一、对皇朝兴亡的看法。皇朝兴亡盛衰之故,即历史上某一时期皇朝的命运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史学家、政治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如西周人对殷亡周兴的探讨,汉初从刘邦、陆贾到董仲舒、司马迁对秦亡汉兴的议论等等。而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盛衰问题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历史田野新方法——利用社交媒体外包"生牛贸易"口述史的一种尝试

口述史访谈是了解过往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方式,需要研究者走近受访对象,了解地方性知识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访谈人走进地方、走近受访对象受到了极大限制.为此,可采取将口述史研究项目外包给来自不同地区大学生的方式展开进行:培训、指导他们走进田野,开展针对性的访谈并将他们的发现总结为结构化的访谈报告.这些访谈人,既了解地方性知识,且能运用当地方言与受访对象进行交流.这一操作模式,便捷、高效、可靠,且有利于建构实际有效的线上调研共同体,可复制于其他类型的田野研究中去.     

祖先何在:人类学视野下的坟墓风水观之争

作为了解中国人宇宙观的一种方式,风水历来受人类学关注。坟墓风水是国内外人类学界研究风水的核心问题,由此发展出以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为代表的"机械论"和以马丁(Ahern Emily M)为代表的"人格论"风水观之争。之后许多人类学者都参与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引发这一分歧的深层原因,并试图从汉人社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找到理解二者的共通点。通过对这一争论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学者对汉人社会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