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的民间政治文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间的政治文化。《中国靖江宝卷》中的"官"字俗语,集中反映了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情感。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认知,形成了民间面对权力时的种种复杂心态和矛盾情感。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良渚文化的社会政治特征探析

浙江余杭瑶山、反山贵族墓地的考古资料显示,两处墓地属于两个不同的统治阶级集团,集团内都是由男性担当社会管理和防卫职能,由女性担当社会宗教和纺织业职能,但两个集团职能的侧重不同,前者偏重于宗教祭祀,后者偏重于社会管理和政府财富。这两个社会控制集团联合执政或轮流执政,显示出良渚文化公共权力的传递与分割似与职能有关,符合民主国家权力集团组合的特征,成为良渚文化作为商业国家的社会政治的民主特征。良渚文化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坚支撑是由拥有殷实财富和中等社会地位的中等集团所构成的"中产阶级",良渚社会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也是由"中产阶级"晋升而来。     

“水炭不容,安敢协作”~——江西“剿共”时期遂川县的区联自治与官绅矛盾

1933一1934年间,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在江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但以萧家璧为首的地方士绅凭借着传统绅权和武力后盾实现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县府无视客籍区域"匪患"的情形下,客绅另立区联财政局,走向联区自治。县长潘毅然力求以财委会和"剿匪"司法权来约束客籍士绅,却遭到萧家璧等人的强烈抵制。潘毅然希望以中央军和"土豪劣绅"的罪名逼萧就范,不料萧却借粤军入客之机迫使潘毅然的计谋归于失败。以熊式辉为首的江西省政府最终不得不撤换潘毅然并任命萧家璧为第四区区长,从而结束了这场官绅冲突。遂川的官绅矛盾凸显了国民党"剿共"战争下的地方困境,"剿共"军事的转折一定程度上说是国民党与地方士绅分权的结果。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

抗战时期各个地方推行的"军人治政"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反而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较为严重的军、政对立。第五战区久驻湖北,逐渐体现出"桂系化"的特征,并发展为一个军事利益集团。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这类军队系统侵夺地方行政大权所引发的军、政对立中,派系因素始终是其重要原因。     

金正恩能走出“先军政治”吗？

朝鲜能否告别“先军政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正恩能否拿出足够的道德勇气，以及如何说服军队这一既得利益者。只要朝鲜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变，只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没有改变，“先军政治”就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蒋介石的人情味

<正>作为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在用人统御方面很有政治家的手腕,他恩威并济,收买笼络了很大一批人,为其所用。当时,凡是少将以上的将     

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一书对于蒋介石与中日关系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但聚焦于蒋的对日认识与"个人的情感"方向。该书确认蒋对日怀抱"深厚情结"与"特殊情谊",是百年来对日"亲善"的"代表"性政治人物。相对于多关注军事、政治脉络的既有研究,这一"情感"视角不乏新意。不过,该书的"亲善"叙事倾向性过大,影响到较多的史料取舍与史实解读,由此而涉及青年蒋的对日认识、北伐时期"蒋·田中会谈"、日军侵略华北与发动全面战争、蒋之军政大局应对方略,以及战后处置日本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值得在军、政与情感认识多个层面再作综合性探讨。     

新桂系的“三自政策”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据桂反蒋时期制定的,其用孙中山三民主义包装,集中反映了新桂系割据反蒋、治省理政的诉求,实质是割据治省的一种理论,也是一项基本政策。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三自政策”的实施,巩固了新桂系的统治,也对当时广西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绍述”压力下的元祐之政——论北宋元祐年间的政治路线及其合理化论述

在元丰转向元祐的过程中,臣僚对待宋神宗及熙丰之政出现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主张,即新党的"绍述"和旧党的"更化",最终后者的主张获得高太后的采信。在此过程中,司马光提出的诉诸神宗遗意的论述成为元祐更化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元祐臣僚一面批判、攻击神宗的用人、政策,一面却高举神宗的大旗,宣称元祐政治路线与神宗的遗意、本意一脉相承,出现施政中反对神宗之政,但在理念上服膺"绍述"的矛盾现象,不仅不能反制新党的"绍述"诉求,反而被新党制造的"诽谤先帝"舆论所牵制。元祐臣僚的政治路线论述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元祐之政迅速转向绍述之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投降”视角下看曹甸战役的发生

1940年11月底,黄桥战役后会师于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向驻守在淮安、宝应间的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发起作战行动,史称"曹甸战役"。该战役是抗战期间中共军队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1939年6月后,中共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危险迫近,而投降的直接准备就是反共。这个看法一直持续到曹甸战役的发生。"克服投降危险"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自己规定的核心任务。对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与严重性的判断,是中共发起主动进攻合理性的依据。曹甸战役就是在反对可能的日蒋联合剿共的极严重危险下所产生的结果。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     

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

吴越建国后 ,镇海、镇东两军与唐朝时的镇海、镇东两军已大不相同 ,在与中原王朝关系方面已不具备方镇体制的内涵。建国后的王国体制由三个系统构成 ,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 ,两军系统不再专擅地方大权 ,两军的地位为王国所取代 ,方镇徒有其名 ,其体制在吴越国已经解体。诸州升军 ,也不符合方镇作为州以上的道级行政实体的固有特征。从各种权力关系来看 ,吴越国已形成集权政治 ,体制的转换已经完成。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日本近代初期渐进政治论的成因

明治政府认为日本最佳的近代化模式,就是天皇制中央集权导引下的政治渐进主义加上经济疾进主义。在渐进模式下所推行的政治改革,是明治政府为了顺利地、高效地推行富国强兵的近代化政策,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而所推行的体制变革,也是明治政府为重建统治合法性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阴险的第二战线

自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每一项重大军事、政治行动,都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条战线是公开的军事、政治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撕掉了一切伪善的外衣,以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侵略理论来推行他们的大陆政策;另一条战线则是隐秘的间谍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辅以金钱收买、色相拉拢、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日本"有事法制"议案和新版《防卫白皮书》评析

“有事法制”议案赋予了日本自卫队以“国家军队”的职能,赋予了日本政府使用武力乃至“先发制人”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的权力,开辟了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的道路;《2003年防卫白皮书》则重新阐述了日本关于战争的认识,重新确立了日本的军事防卫重点,重新确认了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这表明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军国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彻底清算,社会政治生态右倾化进一步加深,冷战后政治大国欲望的加速膨胀,以及迫于“美日同盟”的压力等,是日本防卫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日本社会政治发展趋势和国家发展方向都将受到防卫政策变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