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非遗公约》通过以来，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引发了一场全新的范式转换。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其识别、认定和保护的过程无不渗透着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故其界定和理解也必定以非物质的主体性阐释为依据。非遗保护虽在实践上晚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在认识论维度则实现了重大的革命性突破，是谓“所有遗产都是非物质的”。非遗保护作为一种国际文化政策的在地化实践，对民俗学等诸多学科提出了方法论上更高的要求。《非遗公约》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论基础，不仅框定了保护遗产及社区受益这一最终实践目标，同时也呼吁学术界生产兼具学理性与对策性的研究成果。     

福柯的启示:空间视角中的“文化遗产”

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创造性地将空间、知识与权力进行连接,创造了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的结合。"文化遗产"素有"空间政治"面向,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将其概念和实践与福柯的空间理论相关联,能为解读和反思遗产概念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生发的诸如遗产地概念及对遗产本身的认定所呈现的空间化趋势,文化遗产的空间化对地理和政治疆域整合的作用,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给地方带来的发展机遇,生态博物馆等文化遗产的空间化实践中的异托邦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能否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入一个整体、活态保护的新阶段等问题提供路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学科定位

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理念下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获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形成国际潮流,并取得巨大成绩。伴随着专业化、系统化的非遗保护工作的展开,中国学界也针对这一热点现象和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研究,研究的深入逐渐引发了对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兴起和发展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传统学科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厘清其与这些学科(特别是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对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归属、定位以及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马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在长期历史社会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精神文化与技艺传统,是人类历史的证明,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资源。马山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壮族文化具有原生性、丰富性、独特性和神秘性等特点。马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350个项目。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考释——基于从马拉喀什会议到《"代表作"计划》的演进线索

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研究中,以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1997年《"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为核心的事件史梳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相较于前者,既有研究对《"代表作"计划》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的关注仍显不足,对其与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也相对滞后。就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演进史的全面抽绎而言,将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纳入过程性分析,并从特定的历史脉络出发进行系统性阐释,或可有助于学界进一步建构对于国际文化政策演进基本过程的多向度认知。     

实践困境、国际经验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关于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出台与推行,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表现在《公约》缔约国数量的增加与各国相关实践的深入,也展现在《公约》及其相关国际文书中所强调的多边对话、相互尊重、以社区为中心等一系列由理念构成的工作原则在各缔约国保护实践中的逐步内化。只是在内化过程中,上述国际理念与缔约国复杂的文化事实磋磨出各种"水土不服"的现象。检省这些现象所展露的困境与经验,探讨其背后的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有助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让上述理念不至变为囿束,转而成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创新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群众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各种非物质形态,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的旅游模式渐成热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应充分认识其旅游价值,正确评估其旅游资源,避免过度物化包装,突出遗产的文化品质,对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应始终不变,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策略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科学系统的教育机制,是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非物质丈化遗产的中、小学教育增强了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高校教育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理论研究,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政府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导向的宏观指导和财政支持;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注重对孩子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口传身受”、“言传身教”;还要开发网络教育,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新领域。     

“毛猴”在当下的生命力研究——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但是仍有许多遗产没有脱离困境。结合对老北京"毛猴"的实地调查和对"毛猴"艺人的采访,重新评估毛猴的价值,挖掘它所具有的发展潜力,从而反思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这种由内而外的研究,发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缺少对具体某项遗产的认识,千篇一律的保护模式不能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避免盲目保护的行为,做到具体遗产具体分析,用符合其特点的方式进行保护。     

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高校民俗教育

<正>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人类口头的、无形的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承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其范围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现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等。一、现阶段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一)本科教育缺少相关专业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是本学科最为主要的两个专业,但目前该专业并没有纳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实践”与“实践民俗学”

在国际民俗学界,"实践"首先是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民俗学"则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入理解与阐释,甚至是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与容忍。在抱持一种面向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前提下,实践民俗学有责任在准确地理解民众的实践逻辑之后,把普通民众未加反思的常识提升到系统地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层次上来。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基层社会,其本质属于国家政治的范畴。当下出现了一个体制内部精英共谋、各类资本转化与互惠、遗产主体边缘化的中国"非遗"生态。由于国家视野与学术研究对于"遗产"的观点存在异质的价值悖论,令介入遗产事务的学人们多有困惑与妥协,而中国"非遗"保护浓郁的行政特色,决定了无法以此去实现学科内部的快速增长。学者们涉足其中的兼职心态,以及"非遗"主题下质与量不均衡的成果现状,也无法使之形成一个学科本位式的常态科研重心。学者们需具备超越"遗产观"的学术发展远景;坚持基础性的资料积累和田野作业,保持学术独立书写;向建设公众(应用)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方向努力;关注"非遗"保护场域下"传统再发明"的课题。     

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旅游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不同程度的关注。然而非物质遗产开发、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这不仅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阻碍作用,而且还会降低文化旅游价值,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难度加大。本文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总结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探究保护特点以及原则,最后重点分析文化旅游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希望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借鉴,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开发、全面保护。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文化遗产旅游分歧与融合的理论基础：真实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文化和旅游融合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真实性是其核心问题。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真实性被局限在一个偏向于本体、原状、过去、历史价值的视角中,旅游的商业利用与遗产的真实性保护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旅游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真实性问题。国际遗产思辨研究和旅游研究成果显示,参与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的)旅游活动的人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文化遗产价值的构建,而他们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体验是融合文化遗产和旅游中两个真实性的理论基础。"主观真实性"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真实性理论融合方案,这种建立在"以人为本"理念上的真实性概念,可以更好地阐释在旅游活动中人与遗产本体的互动关系,从而将文化遗产和旅游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融合起来。     

遗产的价值、保护、利用与围绕主体问题的讨论——首届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笔谈

遗产价值是遗产话语和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专家主导的权威遗产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了遗产的价值认知与实践。旅游作为遗产利用的方式之一,与遗产保护呈现出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从各自学科的价值观念出发,阐释了对原真性——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的理解。遗产领域更强调对遗产客体(物质遗产本身)的保护,旅游领域则更关注主体(在地居民和游客)的实地体验。遗产的建构或遗产化,往往与建构的文化真实性、地理原真性或历史连续性的社会想象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遗产热",不同利益的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对遗产价值进行多重的阐释。对遗产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及其背后的"遗产政治"(即遗产与权力、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关系)的关注,推动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兴起。站在文化遗产本体的角度,对于特定的文化遗产类型来说,特定程度的再利用本身意味着或至少有助于其功能意义上的一种延续,本身可以视为"保护"其价值内涵的方式之一。不同行动者的功能角色与行动作用的对立性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过程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包容的遗产价值观,是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协调发展的首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