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姜义华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而且从未中断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国家任命史官、组织史馆、编纂史书、记述史事,使史学的延续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西周已有太史等史官。宋代史官...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

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义理史学的诠释活动与历史解释有着不同的旨趣,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     

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

理学和两宋史学的趋向刘连开宋代进入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繁盛期,这在历史文献学与编纂学等领域都有充分的体现。然而,正如白寿先生曾指出的,要把握宋代史学的阶段性发展及其进步意义,还须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①而要考察宋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     

顾炎武论史书编纂

作为对清代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史家 ,顾炎武在史书编纂上也有精到的见解。他把史家的主体修养与处理史料统一起来 ,并着重从史料的角度论述怎样才能撰写信史 ,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历代“直书”受名教束缚的局限。在历史文学上 ,他主张辞主乎“达” ,即准确、生动、传神 ,而不在于繁简。他重视表志 ,认为表志在说明历史盛衰上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分析法是史学史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上下贯通的眼光,动态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命题、成就、体裁体例的运用等内容,将之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二是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诠释和评判问题,对前代史家应有"瞭解的同情"。在探讨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四项:一、透视不同时期史学的特点;二、以动态眼光考察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三、区分纪事本末法与纪事本末体,指明其实际意义;四、推进对历史编纂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的认识。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汉晋之间史论的发展及其风格

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汉晋之间的史论在史学与时代的双向互动中,从形式、内容、史论主题和评论风格都有重要发展,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也体现了此间史家对时代和现实的关注。     

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四史运动"具有与现代史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些基本理念,但由于随心所欲强调政治功利目的,因而在实践中滋生乱象。专业史家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并对从真正历史科学角度来研究、编写"四史"的门径做了积极探讨。但是,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历史"的取向并付出真诚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做、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赵翼治史的求真精神

历史学是通过史学家的主观认识来表达客观历史的 ,史家的记载与客观历史之间总存在不能符合之处 ,有的是因认识能力的限制而造成的差距 ,有的甚至是主观有意加以歪曲。因此 ,世代进步史家对历史真实性的不断追求 ,就构成史学进步的重要阶梯。所以说 ,求真精神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更是代表了乾嘉学术的最大特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中所做的工作 ,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全面考察了历代正史 ,对史家笔法进行了评判 ,对那些曲笔回护的史书给予揭露 ,对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力求持论公正 ,贴近于事实。他…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

五代以降,史家重视历史记载的前后相承,并有目的地记录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相互交往的现实内容,文化认同进一步拓宽;辽金元时期重视对前朝史和本朝国史的编纂,这不仅说明编纂者拥有历史传承的明确意识,而且体现出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一种自我认同。总之,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发挥了史学的鉴戒功能,彰显了史学传统与文化认同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