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

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取"家谱"说以批判"君史",倡导"民史",而"家谱"说和"君史"、"民史"概念的形成又与西方史学存在学缘关系。斯宾塞的史学理论构成梁氏早年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而他又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康在梁早年新史学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康有为的教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或许都有与梁相似的新史学主张,只是没有像他那样见诸于文字。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西方社会变化翻天覆地 ,历史学也不例外 ,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詹姆斯·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美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新史学”的社会大背景 ;传统史学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 ,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全新视角纷纷登台亮相 ,为“新史学”提供了专业理论依据 ;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 ,不仅更新了历史学研究视角 ,且扩大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詹姆斯·哈维·鲁滨逊被认为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人。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提出:历史学并非一门枯燥的、孤立的学科,必须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应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既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又提倡发挥历史研究主体的能动性;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提倡一种"可用的历史"。鲁滨逊所开创的美国新史学派风靡全美,为现代美国史学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新史学”的先声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往往把美国的鲁滨逊及其名著《新史学》视为"新史学"的代言人和宣言书,认为他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事实上,新旧史学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早在专业史学的形成过程中"新史学"即已发出了先声。鲁滨逊及其《新史学》实际上是"新史学"渐入高潮的一个标志而已。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以人类学、法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和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冲击 ,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遭遇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和走出《新史学》的窠臼 ,成为摆在中国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2 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 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近 4 0位与会学者来自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 9个不同学科领域 ,这是人…     

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

张荫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的称誉。但他的学术贡献在大陆迄今尚无人予以研究,以至其人其学已鲜为人知。本文试对其人的史学成就和理论,作一介绍和评论。     

美国“新史学派”述评

在蕃衍不绝、纷纭复杂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令人瞩目,它不仅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于本国,蜚声西方史坛,而且对我国史学界也曾发生过不小的影响。昔日,在左倾思潮的束缚下,对该派的评述多持否定态     

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

“五四”运动后,随着国内“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西学的输入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在史学领域,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也纷至沓来,有的还一度在史学界和历史教学界产生过相当影响。正确评价和认识这一时期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本文拟对“五四”前后何炳松所宣传的美国鲁滨逊“新史学”作一粗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当时某些史学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开展这方面的讨论。 (一)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他出生在一个塾师家庭,幼承庭训,十四岁中秀才,同年入金华府中学堂,始受新式教育。四年后,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中途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公费派赴美国留学,考入威斯康辛大学,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鲁滨逊“新史学”的学术渊源

鲁滨逊新史学继承了本土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遗产．,从欧洲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是美国本土和欧洲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社会进步理论、实用主义价值观、历史广泛性的理念、历史的经济和心理的诠释理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思想、历史相对主义以及前人对科学史学的批判等,都成为它的学术渊源。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吕思勉:“新史学”的特立独行者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但后来成为风尚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治史模式,实与梁氏的设想大相径庭。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属于另一种"新史学"范型。虽然对"新史学"的理解言人人殊,各人的史学实践也不尽相同,但力求创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史学范型,则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而"新史学"自当由众多学者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这期间,吕思勉先生对"新史学"的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因此,本刊邀请有关学者,围绕着吕思勉的史学以及相关课题展开研讨,希望能引起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学者的关注,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参与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简要言之,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历程中,无论是"东周以上无史论"与"层累说"的提出,还是《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宋王偃的绍述先德》《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撰写,均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夏曾佑的"新史学"之作——《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历史事实可以为当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