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     

美国人“挂帅”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蒲安臣举着龙旗的美国大使

他是唯一担任过美国大使和中国大使的“双面大使”。他代表中国与自己的祖国——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他在欧美的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活动,让清政府始料未及,应接不暇。在这个摇着龙旗的大使身后,是一段从“天朝”到“世界”的尴尬之旅。     

“夷夏之辨”之近代嬗变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传统思想观念的变化始之于"夷夏之辨"。"夷夏之辨"近代嬗变的因素可分为内外两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早已滋生的促使旧观念变化的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一是从"夷"到"洋"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反映了对传统的"华尊夷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思想的纠误,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二是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三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大民族观的萌生与形成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自省过程。     

美国人是怎样当上清政府首位外交钦差大臣的

1868年,中美签订了《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乃至中外关系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条约。它的特别之处在于,     

镂—罗杰斯远征:美国“炮舰外交”的失败

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与朝鲜的第一次官方接触,由此引发的1871年美朝战争是美朝政府间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史称"辛未洋扰"。镂—罗杰斯远征作为美国"炮舰外交"的体现,其实质是希望通过武力威慑逼迫朝鲜开国。远征团对朝鲜国情和朝鲜"锁国"政策认识不足成为"炮舰外交"失败的直接原因,镂斐迪的个人因素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的第一次尝试,尽管未能成功,却为美国最终敲开朝鲜国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西方条约体系对东方华夷体系的又一次冲击,对美国、朝鲜及东亚格局产生了多重影响。     

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孤立的双边关系,而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两是互相影响的,论论述了近代早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的互动关系,对《望厦条约》、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和蒲安臣使团、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在不同时期日本、苏联、朝鲜和越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对美国当前能否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从蕃坊到租界: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

中国史学家围绕着治外法权问题对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外交谈判过程进行了认真研究,基本认定是耆英等人将中国的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但没有进一步探讨其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唐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一千余年,中国历代皇朝对待外国侨民的政策是一脉相承,或者设立蕃坊,或者设立商馆,总是设法预防华夷杂处,无不要求外国侨民聚居在一起,试图将华人与夷人隔离起来。并且对于聚居的外国侨民总是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赋予外国侨民相当大的自治权利。这种"以不治治之"的"华夷分治"观念根深蒂固,对于耆英、宫慕久等人的外交思想和活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中苏同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用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不是针对美国的,但中苏同盟的建立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联是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强大后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力地牵制了美国,使其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苏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援助;苏联积极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大力援助中国建设工业基础;苏联在外交上坚决同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作斗争。这些对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和保证。     

从1871年中日立约看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标志着近代中日的建交。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是由李鸿章最早主持谈判和缔结的一部条约,其中毫无疑问体现了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一是"外须和戎"的对外媾和思想;二是"联日以制泰西"的"以夷制夷"思想;三是积极谋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外交思想。     

国际关系演变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与中国对东西方世界之认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史家的分期,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进入近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确实被动地、一步步地加入了西方国际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朝野的主流并不认同甚至鄙视这种如同古代中原周边游牧民族政权那样的崇尚武不尚德的近代欧洲式的国际关系模式,     

试论晚清外交人才观的演进

晚清国人对外交人才观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过程.从最初国人对选拔外交人才的讨论到外交官职业化思想的明晰,他们的观念可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初步树立起了近代化的外交人才观.中国传统外交人才观与近代西方外交人才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近代西方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国人外交人才观的演进必然是接受西方理念的过程,其间不断交织着中西观念的冲突与碰撞.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浅谈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19世纪60年代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中国推行合作政策,蒲安臣是坚定的推行者,主张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西方列强之间在华的合作与列强与清政府的合作结合起来,通过合作政策来维护各自所需的利益。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

正《西餐如何走上中国人的餐桌?》鸦片战争之后,因外交和商务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与买办商人,成为第一批品尝西式菜肴的中国食客。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前,法国官员与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举行谈判,其间法方便提供了西餐。1886年2月26日晚,大臣刘芝田宴请驻沪西方官员赴宴,"预备西国大菜及刀叉盆碗等件",说明中国官员也开始用西餐招待西方官员和商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评1868年中美《浦安臣条约》－以华工出国及华侨保护问题为视角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黑奴贸易的被禁,西方列强将其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目光转到了亚洲。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国佣工形成高潮。签订于1868年的中美《蒲安臣条约》进一步促进了华工出国之步伐,同时也将西方社会保护本国侨民的观念融入其间,对清政府侨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