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感潮区范围与影响

潮汐是海水在太阳和月球等天体的引潮力作用下所发生的周期性运动。江南水乡,地势低洼平坦,河湖密布,很早就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田水系格局,是典型的平原水网区。其东面紧临大海,钱塘江、长江分列南北通海,极易受到潮汐的影响。地理学中通常使用潮流界与潮区界两个概念来界定潮汐影响范围,本文所述的感潮区包括潮流界与潮区界在内,是潮汐在江南地区的最大影响范围;潮汐可以分为正常潮汐与异常潮汐。异常潮汐是指由台风、气旋等引起的海洋水位异常增高,即古人所称的“风潮”,其影响较为剧烈,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重视…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苏州状元谶背后的环境变迁

自宋代以来,苏州地区长期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并且屡有应验。这一文化现象虽是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果,但也有着深刻的环境变迁背景,它较为精确地反映了娄江水利形势的历史变迁。在文献丰富的江南地区,类似材料亦不少见,显然,深入发掘、利用此类文献材料,将有利于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     

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以常熟为例

明代常熟水利社会的单位规模与江南社会基层水利的变化相一致。江南水利在塘长制崩溃之后,基层水利失控,有为的水利官员借着水利工程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恢复水利体制。常熟的水利行政实际上与赋税制度的单位相一致。耿橘选择了区作为水利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枝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重筑了自然圩以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和县域水利集权。     

芦苇群落与古代江南湿地生态景观的变化

芦苇群落的变化是江南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汉唐时期的水环境丰富,沼泽地甚多,芦苇群落分布广大。秋天的江南,大量的鸟类伴随芦花飞扬。到宋代,开发加强,沼泽地减少。在吴江长桥一带,出现了大量的淤浅,淤浅初期,芦苇丛生,后期则成为稻田。宋代的江南有丰富的芦苇、林地与飞鸟,环境优美。到明代,随着农业集约化进一步加强,太多的芦苇地消失,湖滩地不断发生着从芦苇转化成稻田的现象。在河道区域,淤积形成的洲渚之上有芦苇发生。芦苇群落对江南环境史上的景观构造,物种平衡,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苏州罗汉院大殿复原研究

江南地区早期木构遗存极少。苏州罗汉院大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虽然构件损毁缺失,遗构受到扰动,但仍保留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认识江南宋代建筑技术的重要资料和线索。本文根据大殿遗址特征及残留石构的形制和遗痕,并辅以江南宋代建筑的普遍性特征,对罗汉院大殿作了复原分析,认为大殿形制的独特性弥补和反映了江南宋代厅堂建筑的多样性特征。     

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

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     

晚明江南的尚奇之风与虎故事的编纂

进入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发达的商业与印刷及造纸业,星罗棋布、交织成网的大小市镇与其间顺畅的交通,开放新派、自由多元的各种文化思潮,文人、书商与城市居民的热情参与,这些都促成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图书市场的蓬勃发展,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忽然发现他们已置身于一个书籍的海洋之中。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和乡风民俗也发生了一系列地显著变化。     

江南青团食俗述略

清明节前后吃青团在江南食俗文化中独具特色,极强的时令性和祭祀功能让青团在江南地区品目繁多的食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与江南地区"不时不食"的饮食文化相契合。青团食俗至迟在明代嘉靖年间已经产生,至今绵延不衰,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江南文化与江南女子——晚清早期海上画派工笔仕女画艺术与收藏

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区伴随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地域完全不同的秀雅端庄、经世务实的区域文化。尤其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江南重乡土、重教育,自古以来就耕读传家、文人辈出,以致到了晚清时代,江南诞生了大量艺术造诣极高的工笔仕女画家,将江南地区的江南女子描绘得形神兼备,对后来的海上画派的人物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

江南地区水域景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地区水域景观种类繁多,体系完整,其中以水田景观(即圩田)为主体形态。本文以水田及捍海塘建设为例,指出历史时期嘉兴地区的景观体系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即:(一)先秦至南北朝以“三江五湖”为主要标志的原生态景观形态;(二)唐五代直到宋元时期围垦式景观体系的全面形成;(三)明清以来水网如织、陂塘密布式精细化景观(即整治景观)系统的最后定型,揭示出导致这一地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历代人民推动农业与水利事业发展的艰苦努力,进而从一个角度突出地展示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总体趋劣。明代西湖水源较为充足,水质状况良好;万历以降,受民间占垦等社会因素影响,湖域面积缩减,水质日渐趋下;清代中后期,福州城内水道淤浅,江潮渐绝,西湖水源趋向单一。明清时期西湖水环境的变动,除了受区域气候干湿变化、山地森林水土保持以及湖泊含沙量的影响之外,还与人为的水地之争密切相关。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加之水资源权属不清、新垦湖田税赋征收模糊等,获取湖利的必然性刺激了民间占湖为地的行为。地方官府也曾采取如修闸筑坝护堤、追返侵地还湖、清理粪秽淤泥等治理措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受区域人口、土地资源与生存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湖历经多次治理仍积弊难除。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明代盐法之演变与盐商之变化

明代的盐法是从宋元时期的盐法继承而来的,在国家专卖制度下组织了灶户制度,随着明初钞法的破坏,以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明代的盐法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允许余盐和正盐一样可以公开进入国家的专卖体系;明中叶以后又出现了纳银开中制度等。所有的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盐法自身的变化,它也引起了与明代盐法变化密切相关的商人的地位与命运的变化。     

唐代州制是如何演变为明代府制的──宋代地方行政建置研究

唐代的州过渡到明代的府,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唐、五代府的初创阶段,二,宋 代府的演变阶段,三,元、明府的确立阶段。其中宋是演变的关键,它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 继承时期,宋大祖至哲宗（９６０－１１００）。二,大发展时期,宋徽宗（１１０１—１１２５）。三,持续发展时 期,宋高宗至度宗（１１２７—１２７４）。     

热释光前剂量激活法与熄灭法测定瓷器年代 结果比较

为找到一个合适的测定不同时代烧制瓷器样品年代的热释光测年方法,用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与前剂量激活法分别测定97个现代、民国、清代、明代、元代、宋代、五代以及唐代瓷器样品的古剂量。研究结果表明对现代、民国以及清代晚期烧制的瓷器样品采用热释光前剂量激活法测定,可以获得比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更为准确的结果。对于清代中、早期、明代晚期的瓷器样品用两种方法测定的古剂量结果基本相同。但对于明代中、早期、元代、宋代、五代与唐代以及年代更长的瓷器样品,则采用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测定可以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而前剂量激活法无法用于这些年代较长的瓷器样品年代测定。因此,采用合适的热释光方法测定不同年代烧制的瓷器样品非常重要。     

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

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呈现下降趋势,至明清两代更为明显。通过与南方的比较看出,主要表现在化水平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精神的萎靡与懒惰。以绝望的心态面对穷困的经济状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产,丧失了信心和再开发能力。片面重农却是粗放耕作,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既无开展副业、手工业的技术,更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低下。人口素质的下降是宋以来北方社会经济落后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桂林石刻景观的生命路径研究

桂林石刻景观是桂林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的佳作。本文以时间地理学里的"生命路径"概念分析了桂林石刻的写作阶段、主题内容及保护历程,认为起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低于元,繁荣于明清时期的桂林石刻,在写作的体例与类型上均反映了桂林自古以来的游览文化的兴盛和桂林城市地位的逐渐提升。面对石刻景观的损毁,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措施来保护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特别是进入到当代时期,现代化的保护方法为桂林石刻景观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The Five Virtues theory, designed to legitimate rules,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in a cosmological system. The theory of the Five Virtues was replaced by the theory of Confucian orthodoxy based on moral critic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in the Song Dynasty launch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Five Phases theory and the Apocryphal Texts, Fengshan, and Chuanguoxi, which constituted the main body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They sought to eliminate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eradicate their influence on people’s thoughts. Their high keyed and advanced political and ethical notions during the Song period became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reveal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by Luo Hui from Zhongguo Shehui Kexue 中国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 (2): 177–191     

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

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境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