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留白--言外之意与语境

近年来,“语境”一词已不再是语言学的专利,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频繁使用的术语之一。“语境”概念最初孕育于语言学,伴随语言学转向逐步泛化到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哲学、解释学、文体学、修辞学、文学研究、音乐理论、建筑设计等都引入“语境”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相关理论。言外之意也是语言中重要的修辞手法,具体要靠不同的语境来产生语义效果。     

柄谷行人：在言语与民族之问——民族问题的一例个案

柄谷行人的《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作为后现代批评语境中检视民族现代性进程的文本表述,主要围绕“语音中心主义”展开。从索绪尔语言学的德里达主义批判出发,柄谷创造性地拆解了语音中心主义的逻各斯传统,在“书面语”与“口语”、“外部的”与“内部的”、“外在化”与“内在化”、“历史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意识形态机能”与“自律体系”的二元并置中,以语言民族主义的系谱学考察,打破不证自明的日本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完成日本现代民族主义精神结构的深层文化探析。     

奇葩开医域——评《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

“民族语言是民族化的形式。”看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民族语言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经过数代人的不倦努力,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一批批后继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语言学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还是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处女地”的存在,尤其是某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譬如医学。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的创办

<正>1928年，在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这是中国第一所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提出要扩充新材料、应用新工具、采取合众研究，以科学的方式对中国传统的史学及语言学进行变革，     

我所熟悉的创新者——索绪尔

作为思维科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由于结构零散,体系琐碎,堪称一门特殊的科学。在语言学研究过程中学者要有新的见解,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将从创新素质谈起,结合“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成长经历和毕生成就,分析创新者应具有的素质,希望能在科学创新过程中获得更多启迪。     

古希腊语言学自然派与惯例派论辩与先秦诸子语言理论争鸣中的碰撞与契合点

古希腊语言学中自然派与惯例派的论辩持续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这场论辩促进着古希腊语言学中语法,词源等的发展,推动着哲学家、思想家的语言理论研究和探索.先秦思想理论中关于“名”和“实”的争鸣,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希腊自然派与惯例派的论辩有着一定的联系性和契合点.     

古希腊语言学自然派与惯例派论辩与先秦诸子语言理论争鸣中的碰撞与契合点

古希腊语言学中自然派与惯例派的论辩持续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这场论辩促进着古希腊语言学中语法,词源等的发展,推动着哲学家、思想家的语言理论研究和探索。先秦思想理论中关于“名”和“实”的争鸣,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希腊自然派与惯例派的论辩有着一定的联系性和契合点。     

《周易》屯卦“即鹿无虞”辨证

《周易》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的意义历来存在不同的解释.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鹿”当通“麓”,指林木丛生的山脚;“虞”义为“忧虑”.“即鹿无虞”的准确释义当作“到达林木丛生的山脚下,尚无需忧虑.”     

汤炳正学术传略

汤炳正先生幼承庭训,经史子集,无所不窥。1935年考入苏州“章太炎国学讲习会”的研究班,受业于章门,被太炎先生推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数十年来,他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神话学、民族学诸领域卓有建树,厥功甚伟,曾被学术界誉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代宗师”、“当代楚辞研究第一人”、“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代表论著有《屈赋新探》、《楚辞类稿》、《语言之起源》等。其中《屈赋新探》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论著”之一。     

“美的本质”历史与革新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是传统美学研究的核心,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这一问题被认为是“形而上学命题”而被抛弃。但,“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它的思考思路,表现了对美学研究的思路与哲学思维。从“谱系”看,对这一问题的历史回顾及现代性挖掘也是不可避免的,且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应用语言学研究--论"语言接触"与中国语言学教育的发展

运用实证调查与分析的方法,以家庭环境语言行为为切入点,剖析环境中主体“语言接触”的特征及规律,研究社会应用语言学原理对中国语言学教育教学发展的影响,以促进语学教育教学的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中的“语言导入”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日益向深处开掘,但其中一个薄弱环节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语言,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文化学界非常缺少对语言问题的关注,语言学界为文化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微乎其微,在文化热的影响下,语言学界开始有人联系文化背景研究汉语,这是语言研究中的“文化导入”,但文化研究中的“语言导入”却迟迟未成气候,这种隔阂将有碍于文化研究的深入,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看看文化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其文化研究的主体是文化人类学,该     

季羡林的手抄本

上世纪50年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大教授语言学。一天,有个叫陶汉清的学生来办公室找他,想借一本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季羡林看到陶汉清恳切的目光,犹豫了一下说:“这本书我在看,下周借给你行吗?”陶汉清高兴地离开了。一周后,陶汉清来取书。可季羡林递给他的却是一叠厚厚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陶汉清仔细一看,原来是那本书的手抄本。他疑惑地问:“您为何不把书借我,还花这么多功夫抄书?”季羡林笑着说:“我也很喜欢这本书,这两     

高华年 一个标点也不能错

“他最爱看书，最讨厌应酬，”妻子植符兰回忆起高华年，说，“他总是一个人躲到书房里。”静守书斋、淡薄名利，是这位语言学大家给世人留下的形象。9月18日，高华年离去，带走了中山大学最后一片西南联大的云彩。     

关于韩国语语尾“ ”的认知分析

近年来,对于韩国语语尾“ ”的研究已不为少数,众多学者也认为对此的研究已接近尽善尽关,然而笔者则认为关于此语尾的研究还尚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本文主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韩国语语尾“甜／鳅／缀”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其的超时制用法进行阐述分析。     

罗常培先生与俗文学研究

罗常培先生在我国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并不仅限于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就是在中国俗学研究上,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也是开拓出利用语言规律探讨俗学研究而培植出光彩夺目的学术之花的学。这一“罗常培开辟的现代语言学的首创”是令人惊奇,促使人们需要探个究竟。本首次论述罗常培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利用语言学理论研究俗学,并在香港《星岛日报》的《俗学》周刊发表的章,这不仅对社会科学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典型范例,也是对于俗学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     

稽胡史迹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

1999年 ,山西太原发现了隋代的虞弘墓 ,本文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作了考察 ,认为墓主虞弘的种族实际上是步落稽 ,而步落稽之名则应来自突厥语的“鱼 (balaq)”。所谓的鱼国 ,则可能出自于中亚的比千部落。作者还认为 ,墓志中提到的“尉纥”城 ,本为中国北方草原一个地名或部落名。北魏的“木来” ,唐代的“墨离” ,元代的“篾克邻” ,明代的“麦克零”或“乜克力” ,都是“尉纥”的异译。而该城可能就是新疆东境伊吾县的下马崖古城。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五)

5.“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作为科学的终结? 存在有各种后现代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问题是,是否也存在有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的形式? 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于过去的发展做出一种融贯的科学解释乃是可能的这一信念已经结束了”,就正如劳伦斯·斯通所概括的那样。     

汉泰多义词“上”与“????”的对比分析及教学思考

“上”与“????”在词性、词义等方面既有对应又相互区别,泰国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上”时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帮助泰国学生在学习这一类词时正确把握语言点习得的规律和特征,文章以对比语言学理论为主要指导,利用对比研究方法,从词性、语义和语用功能等方面对汉语“上”和泰语“????”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提出相应的教学思考,以期对汉泰多义词“上”与“????”的学习提供参考。     

对《论宗教对语言学的贡献》的几点意见

高长江同志《论宗教对语言学的贡献》一文(载《贵州文史丛刊》88年1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开展了对宗教的研究,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但若仔细推敲,仍有若干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不揣谫陋,特向高长江同志请教。一、关于“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它与宗教的反科学性是对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将两个不可比的概念放在一起,就会使人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