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影青釉广寒宫瓷枕的工艺特点

瓷枕,是我国古代瓷器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个种类,它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与演变过程。元代广寒宫瓷枕1973年8月出土于大同市城西五里店,为国内罕见的景德镇窑艺术珍品,它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和历史风貌的反映,体现了元代陶瓷工艺的辉煌成就。     

柬埔寨人眼中的中国援柬

58岁的蔡树清是柬埔寨华人,祖父一辈从广东揭阳迁居至暹粒,因为语言的优势,从1996年中国开始考察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工程时,他就承担接待工作,到现在,他成为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程的柬方代表,可以说是中国援柬队的见证者。最初中国开始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工程时,国际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特别是远东学院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是砖木建筑为主,缺乏维修保护吴哥石质建筑的经验,不能很好完成任务。但是,中国是一     

宋代白舍窑影青釉茶盏与南丰的擂茶文化

一、宋代茶文化简述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是中国古老的饮料,我们祖先很早就知道饮茶的好处,初为药用,继为茶饮。历史上,以茶汁当饮料,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把饮茶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则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奠定了茶道的形式和内容,饮茶由此开始讲究境界,强调饮茶体验人生的茶道,茶文化也逐渐形成,并迅速传入日本、     

宋代湖田窑青白釉瓷的装饰工艺

湖田窑是景德镇诸青白釉窑中历史最久,范围最广,工艺最精的窑场,其产品多样,造型精美,纹饰丰富美观,冠绝群窑,装饰技法独特,本通过对装饰工艺的研究,进而考察青白釉瓷的窑业技术。     

浙江德清宋代桥梁技术与装饰工艺

德清县独特的江南水乡湿地环境,独一无二的武康石材矿产资源,给古代桥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居山为农、近水为田的地域民俗风情,造就了德清地区古代桥梁业发达且技术和工艺独特。我国南方地区目前保存的宋代桥梁资料极其珍贵,德清宋代梁桥在用材、技术与装饰工艺等方面颇具时代和地方风格。通过与周边地区相同时代的桥梁资料比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山西古建筑装饰中金饰工艺的初步研究

山西省现存的大量寺观壁画和梁架彩画使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建筑装饰的华丽之美。许多重要建筑的室内大量使用金箔进行装饰,整个殿内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处。用在建筑上的金饰工艺一般有贴金、鎏金和描金,其中贴金又有多种,分别为沥粉贴金、堆金、混金等。沥粉贴金是在建筑中应用最广泛的,同时也是建筑等级的一个标志。从唐宋直至明清,     

临水窑与介休窑白底彩绘工艺的对比研究

白底黑花装饰风格的瓷器,始终是陶瓷、科技界和陶瓷爱好者关注的热点。临水窑(磁州窑)与介休窑白底黑花风格的瓷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对于两窑产品的科技分析甚少,至于两者的对比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本工作利用岩相分析、SEM-EDS等方法分析了临水窑(磁州窑)、介休窑样品的瓷胎、化妆土及瓷釉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比较分析显示,两窑样品的瓷胎均为低硅高铝配方,且介休窑瓷胎中的Al2O3含量更高;两窑瓷胎粗糙,Fe2O3、TiO2含量较高,致使其呈浅黄色。瓷胎表面均施有化妆土,所不同的是,介休窑的瓷胎表面施有两层化妆土,其靠近釉的一层化妆土(h2),Fe2O3、TiO2含量极低,靠近胎的一层化妆土(h1),Fe2O3、TiO2含量较高;临水窑样品的瓷胎表面仅施一层化妆土,其Fe2O3、TiO2含量较低,但高于介休窑近釉层化妆土中的相应含量。介休窑瓷釉为典型的高钙釉,而临水窑则为典型的碱钙釉和钙碱釉。不难认识到,介休窑似在临水窑白底黑花及化妆土工艺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勇于创新,形成了成本低廉、技术先进的两层化妆土工艺,在当地原料较为粗糙的条件下,生产出质量较好的白底釉下彩绘瓷器。     

论元青花与彩陶装饰风格的继承关系

青花瓷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元青花是中国青花瓷乃至中国陶瓷史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开启了中国陶瓷彩绘时代的新篇章。元青花瓷质洁白、青花艳丽,尤其以多层次和满密的装饰风格而著称。许多人认为,元青花的这种典型装饰风格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所致。但其实这种装饰风格更应该说是源自中华本土,彩陶是元青花多层次和满密装饰风格的真正源头。一、彩陶与元青花装饰风格之比较兴盛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彩陶是我国艺术的重要源头。在陶瓷上用彩绘进行装饰最早见于彩陶。彩陶纹样最早采用了对比、开光、分割、多效装饰、双关等装饰方法,…     

韩国粉青沙器的白化妆土工艺及其与中国陶瓷的关系

本文的主题是研究粉青沙器的化妆土工艺出现的历史背景,旨在探讨中韩陶瓷交流对粉青沙器制作的影响。在韩国陶瓷历史上,朝鲜时期(1392-1896)的粉青沙器是具有独特工艺特征的陶瓷样式,即在胎上用白化妆土粉妆,然后采用多样装饰技法,和磁州窑瓷器相似。关于朝鲜王朝制瓷业开始使用化妆土装饰技法的突然性和白瓷生产需求的背景,作者从中韩陶瓷交流史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论点:首先,高丽(918-1392)末朝鲜初期制瓷业衰退,在原料和工艺技术恶劣化的情况下,通过借鉴高丽时期已传入的中国磁州窑瓷器的化妆土工艺;应用于粉青沙器的生产。其次,中国陶瓷文化由青瓷转移到白地花纹的青花瓷器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朝鲜制瓷业追求白瓷或白地瓷的状况,而在当时朝鲜制瓷业条件的限制下,只能以化妆土工艺表现白色地。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陶瓷文化及陶瓷审美观念的变化。     

一模一样 细腻精巧——定窑与井陉窑的印花工艺及出土印花模子

印花是指使用刻有花纹的模子在未干的瓷坯上印出纹饰,为瓷器烧制中重要的装饰技法。在定窑和井陉窑中均出土有印花模子,且保存完好、纹饰精美,从中能够窥见宋金时期印花工艺的高度发展。文章介绍几件河北博物院收藏的印花盘模与碗模,以飨读者。     

基于明暗素描与结构素描的互补关系寻求五年制高职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素描教学新途径

本文在现行的五年制高职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素描课程设计的基础上,分析了明暗素描与结构素描各自的优缺点,本着取长补短、感性与理性共同发挥的目的,提出五年制高职装饰工程技术专业素描教学的新途径。     

汝州东沟窑金元时期青瓷与钧瓷原料和工艺特征的比较研究

金元时期在豫西中部地区多个窑址同时生产青瓷和钧瓷,发掘于2005年的汝州东沟窑遗址即是该类窑址典型代表之一。为系统了解东沟窑青瓷和钧瓷的胎釉元素组成特征和工艺特点、揭示两类瓷器各自随时代变化的规律,本项研究采用EDXRF和OM对东沟窑遗址出土且地层明确的43件金、元时期青瓷与钧瓷标本胎、釉化学组成和工艺性能进行测试分析,探讨了胎、釉的原料配比、釉层厚度和胎釉反应层厚度等工艺特征随时代和标本类型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东沟窑同时期青瓷和钧瓷胎体元素组成较接近,而两者釉的元素组成差异明显,金元钧瓷釉的SiO2/Al2O3摩尔比值都明显高于同时代青瓷的相应比值,呈现钧瓷釉典型的高硅低铝组成特征。从金代到元代,东沟窑青瓷和钧瓷釉都呈现从钙釉向钙-碱釉的转变。本项研究还观察到金元钧瓷的釉层和反应层厚度均高于同时代的青瓷;而从金过渡到元,两类瓷片的釉层和反应层厚度均趋厚。本项研究对揭示金元时期豫西中部地区青瓷和钧瓷间的传承和演化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科技数据。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下）

八、耳环女子戴耳环成为普遍的风气,也始于宋。其时耳环的装饰纹样以蜂蝶花果为多,小文《明代耳环和耳坠》曾举出几个宋代的例子①。大致可以说,宋代耳环多很小巧,如浙江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的金镶     

巧夺天工 浓缩天地——清宫插屏、座屏的制作工艺与艺术内涵

插屏和座屏,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室内装饰用品,属于家具陈设类器物。它由古代居室中常见的屏风发展而来,尤其是受到枕屏、砚屏等小型专用屏风影响,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为宫廷贵族、官宦士绅甚至普遍百姓广泛使用,摆放于厅堂室内或几案桌张之上,成为装饰室内环境,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及实用器。     

工艺生产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表层是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统治,但社会复杂化无疑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德安(Anne P.Underhill)教授的《中国北方地区手工业生产与社会变迁》(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一书,就是从陶器生产探讨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一部专著,本文是该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意图和书中将要采用的阐释理论。作者长期从事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至夏商考古学研究。她注意到,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陶质或铜质饮食器具在贵族奢侈品中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饮食器具地位的凸现,显示的是社会上层对高级食物和饮品以及生产、制作这些食品所耗费的劳动力的占有,是社会上层集团为了在竞争中彰显自身财富和威望这一社会行为的反映。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陶器手工业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力,增加产品种类,其结果是导致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了生产组织的变化。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贵族总是在谋求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控制权,而经济控制权是实现一切权利的基础。鉴于高级饮食器具在社会上扮演的异常重要的角色,控制高端陶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尤其是对最为关键的“生产”阶段的控制,也便有了不寻常的社会意义。精英阶层通过对专业陶匠及其相关的专业化生产的持续投资,实现了对这种高端陶器生产的有效地控制,而陶器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也使得对其生产的控制变得相对容易。这种“资助式”专业化或称附属式专业化生产,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官营”手工业。判断附属式或官营手工业与独立的非专职的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标准是器物的标准化程度。为了了解中国早期陶器生产,文德安博士曾屡次亲赴贵州、云南和新疆各省区,采集人类学、民族学第一手资料,并有长篇调查报告发表。这是北美人类学考古学家的治学路数。这种亲历的经验,使得作者在对中国史前陶器生产的研究上受益良多。陶器标准化程度主要是靠测量数据来体现,苦于国内考古发掘报告中往往缺少“典型器物标本”以外陶器的测量数据,作者数度穿梭于山东、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工作站,测量必须的陶器数据。她认为龙山文化陶器已经属于附属式手工生产。作者的这一认识,已经从制陶技术的研究中予以证实。两城镇龙山文化制陶所反映的工艺流程,清楚地显示了陶器生产专业化发达程度。关于宴享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作用,国外人类学界与考古学界已有许多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宴享是个人用以显示自身财富、维持或提高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在我国,龙山时代存在饮品酒已经得到证实,但史前和原史时代宴饮的社会功能却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实际上,我国后代文献如《国语·周语中》所记“饫以显物,宴以合好”,就道出了宴饮的性质。《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说得更为直白。也正是因为宴饮容易“合族”、“聚众”,故立足未稳的西周年统治者规定民众不得“群饮”,违者“尽执拘”、“其杀”(《尚书·酒诰》)。这是从反面理解宴饮功能的文字记载。本文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与其说是作者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在研究方法方面。作者实际上是把考古学上最为常见的陶器,放到政治经济领域加以考察,即把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器物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产品蕴含的象征意义。史前时代晚期某些陶器所具有的礼器性质早就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陶器礼器化的过程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假设,贵重食物、饮品和盛放它们的饮食器具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劳动,导致了精英阶层对某些高端陶器生产的控制与独占;而控制陶器生产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隶属式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出现(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体现),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就是陶器本身所反映出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前一个假设,通过对高端陶器与高等级墓葬等共存现象的考察很容易得到证实;后一个假设,则通过统计测量得出的陶器标准化程度和陶器工艺流程的复原得以验证。所谓先有假说,再加以验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中国钱币铸造工艺史上灿烂的一页——六朝叠铸式陶质钱范的演进与成效

叠铸式陶质钱范是在卧式散铸钱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资料表明 ,叠铸式陶质钱范最早出现在西汉早期 ,在汉半两盘形铜母范上可捕捉到早期叠铸陶范的信息。但叠铸范在西汉早期并不占主导地位 ,在新莽钱币铸造中叠铸范逐步得以普及 ,东汉五铢铸造中叠铸范已成为主流。 1 986年 1 2月在陕西耀县有汉五铢叠铸陶范出土① 。东汉以后 ,我国东南部自孙氏吴政权起 ,东晋、宋、齐、梁、陈相继更迭 ,国都均置建康 (今南京 ) ,由出土与发现的六朝钱范以及铸钱遗物显示 ,六朝凡官方铸钱大多采取叠铸工艺。六朝时期虽然政权数易 ,但是在对铸钱和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