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新思维论”质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引起了许多学的思考。最近有一些学针对国内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对日外交的“新思维”,其中两个重要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     

当前中日历史问题的基本特征

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的摩擦在中日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下午,与中方主要官员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     

逻辑混乱的“新思维”

马立诚先生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拜读之后我非常震惊。我认为,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现实,都不能脱离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新思维”之     

中日关系不能回避“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非常特殊而极具敏感性的一个问题。因为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直至1945年,在这70多年里,日本始终作为一个侵略,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八年全面侵华     

历史问题与大战略权衡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

凡熟悉近2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体验。那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史的研讨会,无论国内国际,大都较为客观冷静,即使是讨论日本     

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

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也自然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期待日本拿出行动

中日关系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历史问题,一是台湾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否则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破坏作用。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

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强行撤回已在华存在十年之久的军事顾问,择强弃弱,倒向日本。这不仅是1930年代中德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微妙复杂的中德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意义深刻的外交行为,更是二战前夕险象环生的国际大背景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较量,对当时的远东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充分利用德档案的基础上,本试图重现大半个世纪前中德日三国的一场外交角逐,以期为人们研究民国外交史提供一定的参考。     

侵略与“开发”

9.18事变已经过去60周年了。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达14年之久,并且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回顾这段历史,有人认为,正是经历了日本的侵占,才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技术文明和现代化,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过程,这一地区的经济不可能形成那样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现代化水平——似乎这段历史是一种幸运。这是近些年来曾出现的某种思潮和史论的一部分。这一动向在日本也有所表现。作为一个认识问题,它涉及的是方法论,值得研究分析。     

评“世界史的哲学”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体制形成后,进一步强化国内的统治和疯狂对外发动侵略战争。1937年7月入侵中国点燃的战火方兴未艾,1941年12月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时期,由西田、田边奠基的京都学派中出现了高坂正显、高山岩男、西谷启治、铃木成高一伙右翼份子,抬出“世界史的哲学”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做动员宣传,摇旗呐喊。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美国“水门事件”与中美关系

1972年11月7日,尼克松在美国大选中再度获胜,获得了47169841张选票,比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麦戈文多了17500000张选票。这是美国历届选举中超过了对手最多的一次。这表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执政4年的政绩,特别是其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满意的。然而正当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日经济关系

拙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亚洲金融危机与中日经济关系问题,首先从中日经济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亚洲金融危机,明确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其次阐述亚洲金融危机对中日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所造成的问题,最后论述针对这种问题的政策和策略。 （一） 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泰国,１９９７年７月泰国宣布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是亚洲金融危机的起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地蔓延到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并使除中国大陆、印度和中东之外的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相继地被卷入危机之中。日本由于其经济实力十分强大,没有造成像泰国、东…     

本刊专访日本前首相 村山富市:“闯入别国就是侵略”

日本大分县政府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大分县位于日本的九州地区,出过一位首相村山富市。老先生退休后,就住在距离县政府大楼不远的一栋老宅子里。我想顺便去看看他,同时请他谈谈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拨通了电话,是村山先生接的,听说我要去,他很是高兴。我们约好5月24日上午见面。我准备了两样礼物:我老家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佛茶和绍兴塔牌酒厂酿造的十年陈绍兴酒。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