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与秦汉政治史观

阴阳五行对秦汉政治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汉时期共有四种主要的政治史观 :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 ;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家尧后说 ;董仲舒所创三统说以及质文说。这四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 ,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邹衍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作用和影响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对思孟学派"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邹衍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观中,加进阴阳五行的内容,完成了五德终始说.它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观念,同时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政治数术.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往被作为王朝更替的理论依据.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汤其领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末期阴阳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五行相生、相胜理论在人类社会、王朝兴替过程中的具体应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推五德终始之说，第一个将五德终始理论付诸实践。其后，西汉高帝、文帝、王莽新朝、东汉光武帝都相继采用了这一理...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皇帝为什么穿黄袍

唐朝以前的君王、皇帝,对穿什么颜色的袍服,时有规定,时无规定。西周、东周时期,据专门记载此时典章制度的书籍《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从战国到秦汉魏晋之际盛行“五行”（水火木金土）终始说,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按水、火、木、金、土（五行）与黑、白、青、赤、黄（五色）分别相配的“五德”说,穿黑色袍服。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后来,“五德”说受到挑战,一些皇帝也不再以“五德”说为唯一行事准则。到了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６…     

原始道教的兴起与“五德终始说”的演变——东汉黄巾军口号与“五德终始说”关系讨论

原始道教兴起于两汉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原始道经信奉者原本提出了一套救世方案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在多次进献救世经典均遭拒绝之后便走向民间传道布教,发动民众进行暴力革命。在原始道经信奉者从社会改良到暴力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借助的舆论宣传手段就是"五德终始"理论的相生和相胜说。在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时信奉相生说,而当他们进行暴力革命时,主张的是相胜说。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中的"苍天"之"苍"是蓝色,是水的颜色,象征东汉的水德;而"黄天"象征黄巾农民政权,是土德,表示土胜水。从此以后,相生说与相胜说便成为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有关朝代更迭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思想认识路径。     

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五德转移学说,终结于辽金时期。然而,学界对元朝的德运问题一直缺乏全面认识,而在提及元朝水德时,亦未注意到元人本身的看法。通过重点考察元人的水德说,不难发现:元人关于本朝水德的认识,最初是在古代王朝政治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五德相生说影响下的产物,即承金朝金德而为水德,与前代并无显著差异,不过此说并非蒙古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而是部分北方汉族人士对蒙古承袭金朝正统的论证;后来,又出现了以河清、玄武、五德相胜、天马色黑等附会元朝水德说的解释模式。元人对本朝德运定位的这些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说,表明德运说的内在逻辑在元代已经趋于消解,明代朝野流行的火德说的思想根源正在于此,五德转移说在清代的彻底消亡也与之密不可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五德转移说终结的脉络中,元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略论秦始皇的历史观

秦始皇具有明显的帝王史观，以“五德终始说”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他结束了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具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秦始皇大一统的法宝以及秦朝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其人才观；伴随历史条件的变化，秦朝制度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他又有着进步的变易史观。     

西汉秦中祠疏说

西汉秦中祠祠主是秦二世胡亥,但何以名作"秦中",历来没有疏解。汉人以"秦中"称二世皇帝,另有因缘。笔者以为"秦中"又称"秦仲",乃是因为"仲"是表示次位的序数。所谓"秦中祠",也就是秦二世祠。     

由《春秋》纯儒而“益世”儒宗--《汉书》对董仲舒武帝朝地位的重构

《史记》中的董仲舒不过是专治《春秋》的纯儒,而这一认识在《汉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武帝朝并未被过于重视的《春秋》纯儒董仲舒,随着汉代政治形势及学术倾向的变化,至元帝时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武帝时期。至刘向时董仲舒始被鼓吹为对武帝朝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儒宗。班固接受了刘向的说法,并为使得董仲舒符合两汉的儒宗标准而刻意通过种种手段提高了他在武帝朝的政治参与度,于是董仲舒从《史记》的纯儒一变而为《汉书》中"于世有益"的儒宗。     

“八风” 与五行、八卦

五行与八方意义之八风及八卦的结合当始于西汉;八风在节气意义上与八卦发生关系不会早于秦汉之间;其于卦气相联系乃西汉之事。故以为《说卦传》之八卦方位说已包含了五行是不合实际的,笼统地讲八风说与八卦方位说相表里是缺乏时间概念的,而将先秦文献中关于八风的说法视同卦气也是无根据的。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

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成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