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中国西藏,屡次图谋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而未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列强趁中国政权不稳之机,纷纷趁火打劫。此时,英国再次挑起侵略我西藏的阴谋。1913年中英两国再次就西藏事务开启谈判,中、英、藏三方除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亦在北京就西藏相关问题直接展开磋商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民国北京政府和外交官们的努力下以失败而告终。     

驻藏大臣文硕与隆吐山设卡

西藏是我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屏障和四川的门户。自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和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世纪以来,以英、俄、法、日等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我西藏加紧渗透、企图侵占,驻藏大臣文硕临危受命,在隆吐山设卡问题上多次上书总理衙门阐明情况,论证隆吐归属,揭露英国阴谋,极力支持设卡,坚决带领西藏军民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英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和美国一样主张战俘的"非强制遣返"。但是英国出于促成尽快停战,应对议会下院反对派的压力和确保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战俘尽快安全获释的考虑,英国保守党政府不仅反对强制遣返,也反对强制扣留战俘。而且与丘吉尔首相过分强调战俘遣返问题的"人道"立场、政治价值及英美特殊关系不同,艾登主导的外交部主张抑制美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意欲灵活处理战俘问题,打开停战谈判僵局。英国既非强制遣返、也非强制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及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斡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解决。     

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

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边界较长,为了便于说明,按目前中印外文界的说法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３段。本文主要根据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和我方解放后划界的资料,辅以西方人的游记。揭示了英国在中印中段边界上侵藏的史实,论证我方今日所定边界的历史依据。文中认为,后来独立的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完全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遗产,在这段边界上采取同样的立场。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     

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

二战时期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和南亚问题的争执,反映出丘吉尔的英国政府对于蒋介石插手印度内政的极端猜忌和不满。当时为欧洲战事所困的英国政府,无力阻止战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逐渐向印度和南亚殖民地推进,因而谋求在西藏和中国西南划界问题上予以反击。另一方面,英国对中国势力南进所采取的“报复”举措,则被国民政府视为传统帝国主义对华野心的明显证明,并另谋反击。中英两国皆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危作为处理印度和西藏问题的最大考量,然而就在中英双方皆以国家政权安危为出发点来面对南亚问题的同时,两个盟邦之间本来就不稳定的互信和合作关系,却也一点一滴地被消蚀了。以英国作为一个观察例子可看出,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recipient）。战时中英两国在印度、西藏和南亚次大陆等问题上的争议,清楚地反映出一个西方强权因疑惧中国力量的崛起,而欲对中国展开有效的反击。     

《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读后

近代列强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其中学界围绕英国沙俄侵略西藏展开了颇具建树的研究①,而对日本染指西藏的研究则鲜有涉及,即便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来看,学界关于日本图谋西藏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②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和获取的困难.秦永章的<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问世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前夕 ,美国积极侵略西藏 ,独立后的印度也企图延续它从英国继承的西藏政策和在藏权益 ,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在美印等国的支持下蠢蠢欲动 ,西藏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他们精辟地分析了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利用印度维持其在藏利益的政策 ,找出了外交上的突破口 ,在坚决反对其干涉内政的同时争取与之早日建交并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 ,有效地制约了美国对西藏的干涉 ,使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