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

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寇对我华北地区高教事业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后,又扶植伪政权“开办”了一些高等院校,并处心积虑地将这些教育机构抓牢在手中,迫令它们全面实施奴化教育,力图将其办成“奴隶养成所”和培养侵华文化工具的战略基地。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

文章对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这一汉奸傀儡政治组织的演变发展过程、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活动及其内部倾轧争斗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     

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

华北伪政权的研究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1年北京联合书店和上海大东书局分别出版了郭士杰的《日本侵华暴行录》和储华的《日寇的滔天罪行》。这两本书虽然只是一般的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寇操纵和控制伪华北政权先后制订一系列的留日奴化教育政策,设法使留日教育在一种改变了质味的形态下得到缓慢推进,企望借此造就出彻底贯彻执行日本全面亡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目标的高级汉奸和奴化知识人才,并由此带动整个华北沦陷区的教育事业走上整体日本化——全面奴化的不归路。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以伪新民学院的学制为例

伪新民学院是沦陷下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1938年初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外务省创建于北平。伪新民学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与友邦提携先知先觉的兴亚官吏\",其毕业生大都充任伪临时政府中级以上的官员,所以其活动对整个沦陷下的华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伪新民学院的学期和学制为例来考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

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极力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伪控制华北后,以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改变学校课程设置,修改教科书,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华北沦陷区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成为华北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现象。日伪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也是华北沦陷区教育的特色之一。但任何宣传和说教都无法改变活生生的现实,华北沦陷区的学生大都保有“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经济统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了将湖北沦陷区的经济完全纳入其战争和殖民体系,最大限度地掠夺沦陷区的战争资源,严密控制沦陷区的民众,在其占领区内建立起严格的统制经济制度.其内容包括建立各种经济统制机构,实行物资统制管理,控制物价,推行配额供应等等.日伪的经济统制,严重破坏了沦陷地区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秩序,造成沦陷区生产凋敞、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武汉地区战前已经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近代经济也遭受毁灭性打击.     

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运营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借机重组,以家族为中心的旧财阀,整合为以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中坚,以商社为先锋,通过系列企业相互融资、相互持股以及相互派遣管理人员而形成的具有联合体性质的垄断企业集团。这一体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但在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发生变化后,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

本文围绕着应客观反映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用翔实的史实说明,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已基本恢复。并成为华北最大政党,进而指出在八路军未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前和八路军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暂时未到达的地区．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即先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首次提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八路军分兵发动群众为主、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协同配合、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主。     

战时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读<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

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下称本书 )最近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因业务实践中史料工作比重较大 ,加之目前又正在从事包含劳动问题在内的沦陷区经济研究 ,故对本书较为关注 ,愿先睹为快。下面是几点粗浅读后感受 ,与同行共商。一 ,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 ,劳动问题研究甚“火” ,课题内容又多半集中于华北地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原来单从中日经济关系方面来看 ,日本向来较为重视华中地区 ,他们在那里的经贸利权活动远多于华北。华北之所以后来居上 ,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地位愈益提升 ,以致在战时华…     

河湟职教一奇葩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使多少人魂牵梦绕;这是一个养育人才的秀丽乐园,她使多少人流连忘返……乐都素有文化之乡、瓜果胜地之美称,而被誉为“高原一枝花”的乐都县职业高级中学就坐落在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湟水之滨。乐都县职业高级中学创建于1980年10月,是青海高原上第一枝职业教育之花,她的诞生揭开了青海高原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序幕。改变了传统中等教育结构的单一模式。在人们头脑中开始渗入了教育、经济一体化的崭新思想。她的来临,也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当然,她的诞生也为众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渴…     

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代耕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分析陕甘宁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为无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代耕的原因、措施,揭示了代耕对明显改善抗属生活水平,推动扩军与归队工作、激励士气,带动生产、凝聚人心、鼓舞全民抗战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裂变分化与密集化过程

本文通过对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同源村落成因的系统分析,动态地揭示了村落密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早期的村落主要通过结构型裂变、灾害型裂变、行政型裂变以及村落的次生分化使村落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并逐步完成了空间上的密集化过程。     

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评析

本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占青岛时期在青岛实施的殖民教育和奴化归附教育,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年以教育为侵略武器,在青岛培养殖民统治,并且妄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最终吞并中国的侵略野心。     

土乡职教硕果丰

在祁连南麓,湟水北岸,有一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那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 互助县是土族人聚居的地方,因土族人身着七彩花袖衫,追求着美丽的七彩生活,所以人们称互助为彩虹的故乡。     

Recovering a ‘Subjugated History’: Disability and the Institution in the Industrial City

The paper explores physically disabled people’s experiences of institutions in the industrial city,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Melbourne. Here ‘institutions’ refers to the panoply of public, semi-public, private and charitable places that were established in industrial cities to house, and frequently confine, a diverse estate of poor, ill, elderly, disabled and otherwise socially dependent person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trace the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s of disabled people in nineteenth-century Melbourne, with a view to explaining 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 within a broader ‘social space of disability’in the industrial city. In particular, the analysis seeks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institutions that disabled people were admitted to, including places of confinement such as gaols.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how disabled people coped with the ‘duty to attend the asylum‘ (after Foucault) that weighed heavily on socially marginalised people in the industrial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