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藏西夏文献看西夏文写经书法风格及成因

西夏文字以其字形方块平整、类似汉字、主要使用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特点,使其具有了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独特魅力。目前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以佛经为主,故写经书法是西夏文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中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与其一同出土的佛经写本残片入手,对比得出西夏文写经书法具有传承自唐代楷书写经并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的结论,分析了形成这一风格的的原因,即受到河西走廊佛教传播与写经传承、西夏文化教育制度、宋人尚意书风、西夏境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风格等四个方面的影响。     

重庆市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目录

重庆市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目录杨铭５０—６０年代,西南博物院暨重庆市博物馆入藏了一批敦煌汉文写经,共２０余件。这批敦煌写经先后由数批专家鉴定,其中最近一次,是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等一行来渝时所作的。据我们所知,敦煌写经在四川各馆收藏甚少...     

敦煌写经书法述略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驿站。为了祈福禳灾,抄写佛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而此时的字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大量佛经抄写形成一种定式。这种抄录经书的字体人们称之为＂写经体＂,时间从西晋至宋真宗景德年间,历700年之久,清晰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楷书的演变历程,同时形成了＂南贴北碑＂之外新的一种书法审美风格。敦煌学的研究已蔚为大观,敦煌写经书法也应该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从而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注入新的血液。     

再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圣德太子写经

北大图书馆藏J.4号文书,尾题说明为日本圣德太子写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从各种版本的经文内容校勘、书法风格、印章和收藏经纬仔细分析,可以判断是一件利用唐初敦煌写经伪造的日本古文书,给古代伪文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例证。     

西北地区部分博物馆馆藏泥金写经考述

西北地区部分博物馆收藏的泥金写经具有重要价值,尤其用西夏文书写的泥金写经较多。泥金写经开始于唐代,一般为皇家用经。据对甘肃、宁夏两省博物馆收藏的两本珍贵的明代泥金写《可兰经》和《古兰经》的研究,可以推测,其与法国泥金写《圣经》的工艺和技术相同,有可能都起源于中国,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     

新见敦煌写经二件题解

兰州某氏以收藏敦煌写经残卷二件见示。一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缺尾全;一为《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首缺尾全。二件均为唐代写经,书法精湛,后者尤甚。《妙法莲华经·度量天地品》在历代经录中均著录为伪经,其后销毁亡佚,赖敦煌遗书得以保存。     

从写经题记看北朝敦煌民众的崇佛心理

北朝时期敦煌地区的写经活动是当时民众奉佛的一种重要方式。约在北魏宣武帝年间,该地佛事发展兴盛,社会写经需求大量增加,并有了商业化的倾向。其写经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读诵受持和流通供养。整个北朝民众写经题记和发愿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式与内容,反映着民众相应的奉佛心理的不同变化,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安定区博物馆馆藏唐代敦煌写经简述

敦煌写经涉及领域广泛,内容非常丰富,它同敦煌石窟造型艺术一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本文对定西近现代文化名人郭杰山和康平侯两位先生捐赠的敦煌写经进行了简述。     

新发现《郑和写经》初考

写经与刻经是佛教史上一种虔诚礼佛方式,郑和一生施财印刻了多部佛经,已为学界所熟知。新发现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郑和写经》现藏于龙美术馆,为郑和与佛教关系又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证据。文章从这部写经的发愿文谈起,结合相关考古及传世文献等资料,论证这是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并对写经内容及其目的作了初步探讨。     

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集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

1941年3月,张大千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收集到一些写经残片,现藏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在张大千记录敦煌石窟的两个工作笔记本中,夹着58件汉文、回鹘文、西夏文、藏文残片。文章介绍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集敦煌写经残片的情况。从文献学角度首次刊布编号Z19-1(正面)、Z19-2(背面)这一残卷,重点对背面(Z19-2)的回鹘文进行转写,附以汉文原文,便于对照,并对全文进行注释;探讨残片的版本、译者和翻译年代。     

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

本文首先录文、整理了武则天为已逝父母抄写《妙法莲华经》三千部的发愿文、为已逝父母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的发愿文、为太子李弘抄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的序文,将三篇保存于敦煌写本中的武则天佚文加以发现和复原,为学界提供新资料。其次是论证和确认这三篇文章的作者为武则天。第三是探讨了由整理这三篇文章引出的一些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特别是将敦煌藏经洞这一批成亨至仪凤中宫廷写经的来源交代得比较清晰,基本搞清了与此关联的一些细节。     

俞泽箴整理敦煌写经日记辑录

俞泽箴(1875-1926),字丹石,号德孟,浙江德清人.俞平伯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曾任无锡竞志学校教员、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等.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曾任"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室"负责人,直接参与了敦煌写经的整理、编目工作,为早年的敦煌学研究做出了贡献.1931年3月,署名"陈垣"的<敦煌劫馀录>,就是根据他们的编目,录副编排出版的.俞泽箴参与了整理唐人写经的全过程,在他的日记手稿中,多有记载.读他的日记,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前辈学者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而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的工作过程.正是他们前赴后继的努力追求,才为今天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现征得俞氏家族亲属的同意,将俞泽箴日记手稿中有关整理敦煌写经的部分辑录出来,另名为<俞泽箴整理敦煌写经日记>,并加以适当的注释,供专家、学者参考.     

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

冯国瑞先生是陇上著名学者,也是著名收藏家,博学多识,多年钟情于敦煌写经和吐鲁番文书,自己收藏之外,还为过眼写本、文书作有题跋,而这些宝物绝大多数已不复得观,所以“题跋”对相关的研究工作及追寻相关文物流传踪迹自有意义。兹据现有资料将冯著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11则一并辑录,以为研究者提供方便。     

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论递变字群的规律

正确的断代,是研究一切历史文物所必须的。对于敦煌写经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 仅从有纪年的写经看,其范围上自西晋下迄宋初,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长达六百余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延续是断代的实际出发点。在几万件汉文经卷中,带有题记的占极少数,而题记中写明年代的又占少数。因此,绝大部分写经的时代都有待考订。这     

敦煌张氏书法人物辑考

本文拟从敦煌文献中,对汉代到晚唐五代的部分书法人物作一定的考察,初步展现敦煌书法人物及其他们的书法形式;另外,敦煌张氏书法人物中的张芝、张越等的出现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极大,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晋朝后顶极书法人物及其流派的宗师鼻祖,敦煌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发源地之一.     

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

一、纸的时代现存敦煌石室写经多得自于石室中的莫高窟(千佛洞)。据考证石室初凿于东晋(317—420),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了。此后历代都有新洞的开凿和旧洞的重建。从晋、六朝,到隋、唐、五代及宋初,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石室积累的写经达到以万卷计的数目。由于石窟是佛教寺院,所以写本绝大多数是佛经。据不完全统计,已入藏各地的经卷总数达二万五千卷之多。从写本年款看,其抄写年代起于东晋,盛于隋(581—618)、唐(618—907),终于北宋(960—1127)。     

作为民间写经和礼忏仪式的维摩诘信仰

本文通过大量敦煌文物,从写经和礼忏仪式等方面,对民间的维摩诘信仰进行了考察,着重讨论了它不同于知识阶层的信仰特点。认为：维摩诘信仰在民间形成追求功德、广植福田的一般特征,迥异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精密深微的义学佛教及僧伽阶层实践禅修的佛教。在民间,维摩诘一直被中国民众作为一位救苦菩萨来崇信的,其效验等同观音、药王等神祗,反映了中土庶民佛教信仰的多样性和渗透性。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大量民间写经的题记中,亦表现在用于礼忏仪式的启请文、患文及维摩变相之中。     

敦煌写经的递变字群及其命名

一、五个递变字群 本文是《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论递变字群的规律》、《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分别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四期和1987年第一     

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

敦煌遗书书法作为敦煌艺术的一个类型 ,研究者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少量专著 ,大部分问题已形成了共识 ,对少数问题的论断却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比如 ,有的学者颇费心思地把敦煌书法界定为“民间书法” ,认为不应该用“文人书法”的审美标准去品评它们。这一看法显然出于这样的担心 :如果以“文人书法”的审美要求来作为衡量标准 ,敦煌卷子中的大部分显然够不上称做为“书法” ,它们也将不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整个敦煌文化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岂非也要大打折扣 !本文即想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     

敦煌大纸写《大般涅槃经》叙录

敦煌《大般涅槃经》写经有一部分是用大纸书写的,单纸长度约140厘米左右。这批写经装帧考究,书法精美,具有极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本文叙录了其中的14件,展示了这批写经在纸型、纸色、纸长、装潢、书法以及收藏诸方面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