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

通过对高句丽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自身信息的分析,以及具有明确信息佛像与其他佛像的对比,尤其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知识的联系,对这些佛教造像进行了准确的辨析和认定,从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所崇拜和信奉的佛教造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论佛教造像衣纹造型特征

<正>佛像,泛指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它属于宗教艺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佛像造像艺术不断发展、兴盛,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穿着上佛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佛穿"大衣",菩萨穿"裙子"等。在造像中充分反映了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时期在其所在的历史背景下所反映的衣物纹理都有所变化,     

试论南朝梁代佛像的几个特征

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南朝梁代佛像和传世的梁代纪年佛像,本文就南朝梁代佛教造像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梁代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梁代造像的脸形和体态都较丰满,有强烈的肉质感;梁代造像常常会用线刻或浅浮雕的佛传故事图案来丰富造像的装饰;梁代造像在手法上,采用的前后层次不同的群雕形式;菩萨与弟子造像的手势上所采用的托护法器的形式为其他时期所少见;菩萨与弟子造像所戴的形似圆锥的高帽是其他时期所未见到的.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民间代有大匠出 明僧石叟冠群伦 明正德石叟款铜罗怙罗尊者像欣赏

<正>明清时期,由于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佛教造像艺术在民间也广泛地开展起来,而且表现得十分活跃。民间造像形式多样,流派纷呈,艺匠辈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有与寺庙和官方造像平分秋色的态势。其中,在造像材质上有竹木牙雕、石刻铜铸、陶瓷烧制等形式;在造像流派上有山西木雕佛像、福建德化窑瓷造像、浙江东阳木雕佛像、上海嘉定竹根雕佛像、广东石湾窑陶瓷     

长安地区北魏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

长安北魏佛教造像有铜、石两类材质。石质造像可分为单体圆雕造像、背屏式造像、造像塔、造像碑、造像龛、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等七类。造像塔、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是长安北魏流行的造像形式,至迟到北魏晚期尚未出现成熟的石质圆雕佛像。至迟在北魏末期,长安已出现成熟的佛像铸造失蜡法工艺。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一）汉传佛像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佛像艺术亦随之而来。东汉中晚期,我国开始了造像活动,揭开了中国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此后历朝历代造像不断,绵延近两千载。最早期的佛造像多见于石雕石刻,随着佛教的兴盛,金铜佛像逐渐出现。     

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佛教造像选介

<正>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     

佛教造像碑

古人借助类同碑揭形式的石质材料雕刻佛像,创造出适用于地面寺院的佛教造型艺术造像碑。在印度次大陆,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以及朝鲜半岛均有造像碑遗存,印度次大陆造像碑产生与建筑造像构件有密切关系,中国造像碑自有渊源,朝鲜半岛则继承了中国模式。中国造像碑拥有众多个体、丰富内涵和鲜明地域特征,是世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造像碑的产生与供养中国中原北方与南方广大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已出现了地面寺院,至迟东晋、十六国时期石窟寺院也发展起来。泥塑、壁画是最初地面寺院的主要艺术形式,石窟艺术在中原北方地区兴起…     

“中国北朝佛教造像及其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和诸城市人民政府发起主办的“中国北朝佛教造像及其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1月在山东诸城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东、台湾等省、市、自治区和韩国、日本的六十余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内容不仅涉及各地区北朝佛教造像和对公元5~6世纪环黄渤海地区佛教造像的比较分析,而且对青州风格佛像的互动与交流,以及诸城窖藏佛像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会议期间,代表们集中参观了诸城博物馆、临朐博物馆和青州博物馆佛像艺术…     

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简报

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20米。2013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出土了34尊佛教造像,包括立式佛像、坐式佛像、立式菩萨像、骑象普贤菩萨、背屏式佛造像、跪式供养人像等。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以北齐为最多,均为寺院供养佛像。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应是当时的寺院受到强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毁坏并埋藏的行为。据出土情况推测,佛教造像埋藏时间应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至会昌五年(845年)。     

西安文管处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铜像

北朝石佛造像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流行。南朝的佛教偏尚研究义理,北朝的佛教则重在发扬其形迹。在北方,凿窟造像,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佛教遗物除地面上存有不少石窟寺外,埋藏在地下的佛像,也不时被发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南诏时期“善业泥”初探

南诏时期“善业泥”可分为泥佛像、泥塔和梵文咒语泥牌三类,其中泥佛像包括单尊造像和组合造像,从出土位置、造像风格及历史背景来看,其年代应在南诏晚期。根据造像特征、伴出物和文献记载情况,南诏时期的“善业泥”主要受唐代中原地区的影响。同时,南诏出土的部分“善业泥”可能受吐蕃的影响,这或许为探索两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而南诏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在实物和文献方面都有发现,南诏出土的梵文咒语泥牌可能源于这一区域。在咒语泥牌放置、出土位置、造像题材方面,南诏“善业泥”也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应与南诏晚期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南诏国力强盛后自身意识不断提高,进而追求与唐朝同等政治地位的历史背景的反映。     

“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妙相庄严 辽宁省博物馆藏佛教造像精品展

2009年秋,经过精心筹备,辽宁省博物馆策划推出了＂妙相庄严——辽宁省博物馆藏佛教造像精品展＂。展览共精选了十六国时期至清代的各类佛教造像艺术精品201件（套）,整体分为＂汉传佛像艺术＂和＂藏传佛像艺术＂两大部分,这是新馆开馆后,辽博首次将馆藏众多珍贵的历代佛造像艺术珍品呈现给观众。     

唐卡—信仰与生命塑造的永恒艺术

藏传佛教较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两个,一为“佛教造像”;二为“唐卡绘画”。“佛教造像”以明初者为最佳,十余年来更执收藏界涨幅之牛耳。一尊高40公分,品向上好的明初镏金佛像在1998年市场价值大约是7-9万人民币左右,现在则至少在百万元上下,佛教造像的世界最高拍卖纪录亦由数百万元升至现在的过亿元。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3600余件(其中钱币3000余件).这是四川三国时期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近年对这批文物深入观察.我们发现5号墓,14号墓出土铜树树干上的人像,均是佛像.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这批铜佛像共计14件,据目前资料,它是我国汉魏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组佛像,又是三国时期一组有确切年代的佛教造像,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佛像情况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分析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