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发现一批金代官印

1996年元月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扩建挖掘地基时,在一个废弃的井内发现一批金代铜质官印与铜版残片,经过整理,金代铜质官印共279方,铜版9块,均残。我们将所有铜印按其官职、类别、大小与用途进行分类研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晚期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金朝一代的官印在使用与制造上前后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官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表现于形制、内容及颁造机构。而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均为铜质,据金史文献资料可知,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代官印依据官职的高低…     

渭南市博物馆藏金代“总领军马都提控印”考释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一方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金代官印,此方官印除印文外,背面和两侧阴刻铸印机构、铸印时间等款识。此印作为特殊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金代后期招募义军的历史,同时也侧面反映了金代官制、官印的变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金史》的相关记载,从官职、铸印机构、品阶三个方面对该印进行考释。     

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关于“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的商榷

《文物》1984年第8期《广东潮安县出土元代铜印》文中,将所出八思巴字印文译作"漳州路军民都总管印",我意应译为"漳州路总管府治中印"。总、管、府三字都曾见于已著录的八思巴字官印,如总、管二字见罗振玉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的"管军总把印",府字见《枫园集古印谱》中的"效忠征行义兵万户府印"。军、民、都三字也曾见于其他八思巴字官印,其篆法与     

金代招抚副使之印相关问题考释

目前,已发现的金代“招抚副使之印”至少有八方,经对比分析可知,其印文篆刻明显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原因当是由于金末各地行省颁造官印规制标准的不统一所致。将这些官印实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对金末招抚司的设置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研究案例对金代官印中某些同职官印或同类型印的集中比较研究有所促进。     

从出土官印看金朝疆界

近几年来,我对古代官印的兴趣更加浓厚。我喜爱它们,这不仅仅是方寸大小的官印有无比的文物价值,而且官印上的文字还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特别是金代官印上的九叠篆,曲曲折折地布满了整个印面,它既有防伪之功能,又有着十分神秘的魅力。最近,我将金代官印中有地名者,单独选出,列在一起,发现它们对论证金朝的疆域有很重要的意义。     

《金代官印集》即将出版

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景爱编著的《金代官印集》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今年年初即将与读者见面。《金代官印集》共收录金代各种官印印样554种,凡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出土的金代官印,几乎全部收录。朱印。每种印样均有文字说明,介绍该印出土的时间、地点;形状、尺寸;印背、印侧的刻款及     

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

晋元帝军府在两个方面有别于西晋军府建制：一是诸曹相当完备;二是三中郎的设置。其军府设置特征,略有三端：一为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之设;二为参军署曹;三为参军地位高低不等而分层。其军府诸曹仿尚书曹来设置,实质上使军府具有了如尚书省分曹处理政务的功能。且以其府之参军署曹为标志,严格意义上的军府内部机构之主要框架始基本定型。     

金代诸府政区等第问题新探

学界一般将金代诸府分为京府、总管府和散府三等。研究认为,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上述划分混淆了路级行政机构总管府与总管府路治府之间的差别,也掩盖了《金史》等文献中“京府”通常不指诸京路治府的事实。根据入驻上级机构的行政地位,可将金府分为京路治府、总管府路治府和散府(即非总管府路治府)三等。该阶序与以人口因素为主构成的上、中、下等第体系无直接关联,彼此具有独立性。深入认识金代诸府的分等问题,有助于理解元代府路分等的实践逻辑,并揭示元路分等现象所反映金元路制发展的重要转折。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试析旅顺博物馆藏金代官印

<正>金王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中国北方长达百年之久,金代官印作为金王朝各级官员行使职权的凭证,其发展历程伴随有金一代国祚兴衰,粗略梳理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金代立国初期(金太祖收国元年至海陵王正隆元年,1115~1156年),因战争频仍,官印颁造不及,职官一度沿用缴获的宋、辽官印,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本文认为,金代五京制,是正隆之制。在天会末至天德初曾一度实行七京制。金代的府分为京府、次府与总管府、散府两个系列。金代的州分为节镇、防御、刺郡三级。州府均无郡额。金后期废除了州级军的建制。金代在全国实行支郡制,节度使"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表明金在路之下实行的是不完整的方镇体制。金朝后期,司县并提,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所辖应视为准县级政区。     

关于辽宁省本溪市出土的金总领提控所印——从出土官印看金末东北的混乱

1986年6月辽宁省本溪市出土一方金代总领提控所印。在本文,笔者对此印提出一些看法,并试考察一下几个焦点问题。罗福颐对现存的官印有三点看法：第一,多数军官印是阵亡将士们生前佩带的;第二,是作为随葬品放在墓内的;第三,一王朝末期混乱期间(亡国乱离时)散失的。本文考察的金代官印,其特征与汉、魏有别,郡不是墓葬出土的,特别是金末元初的官印,虽很难说所有的官印都用过,但金朝是模仿宋朝的典章制度,仍可从已使用的官印中了解印、牌的使用方法。     

金代亲王府属官研究

金代亲王府属官名称多以唐宋辽制为参照,虽较唐宋简化,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金代亲王府属官,除《金史·百官志》所明确记载的属官外,还有王府同提点、王府掾、王府教读,王府祗候郎君等。金代亲王府属官的设置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其职能由最初"傅导德义"变为"检制王家"。亲王府属官和职责的变化与金代章宗以后强化皇权、严防王爵越制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之研究

读《文物》1999年第7期刊载的萧明华先生《云南昆明五华山出土明代官印》(以下简称萧文),觉得对这批官印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特撰此文,以共商讨。 1.太平府印萧文说:“其辖地约相当于今天安徽当涂、繁昌、芜湖等县地。……此官印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造,其印造好后,没有发出,而带至云南昆明五华山。其原因推之有二:一可能是为补发而造,二可能是太平府知府为遥领。”按此印当铸于北京,万历为明代全盛时期,此印铸成后即已发出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１９７５年５月,在河北省平泉县南五十家子乡会州城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会州城遗址,出土了两方金代官印,保存皆完整。经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平泉县博物馆。１、惠州之印,黄铜质,正方形,边长８．７、厚...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1980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先后在盟内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及盟公安处征集到金代官印1颗、元代官印3颗、清代官印16颗、民国官印6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1颗明代官印,共计27颗。现将这批官印介绍如下。一、金、元、明代官印(一)金代“都统之印”。此印是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东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布恩金于1973年在嘎查西南4.5公里的好里堡南岸100米附近的草原上发现的。“都统之印”(图一,3)为铜铸,印面方形,印纽长方形,边长6.2厘米。印面铸阳文汉字九叠篆书“都统之印”,铸造十分粗糙。背面无刻款。这颗“都统之印”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原藏的金代贞佑五年(1217年)正月行六部造的     

辽代"临潢府军器库之印"考

本文从"临潢府军器库之印"入手,区分出辽金时期存在的南北两套官印系统。通过详细的对比分析,明确"临潢府军器库之印"为辽代官印无疑。并指出此印在历史地理学上的重要价值,及其对辽代文献记载的补充作用。     

东北内蒙地区金代之政区及其城市发展

金代东北及内蒙地区之府、州、县约为7府、35州(路、司)、90县,其承辽代之疆域,但政区经省并后,则设置较少,城市数亦应相对减少。但以考古资料而言,则金代城市有显发展,其数量约为辽代之二倍,以人口数而言,金代亦有明显增长,恰又为辽代之二倍,说明城市发展与人口之关系。     

从“依军号定品”到“依州等定品”——析论北朝州军府制度的变革

北魏后期,军府僚佐依府主军号等级设定品阶,州军府制度依此原则得以构建起来。不过,刺史军号的不稳定性却为这一制度设计带来致命的缺陷。随着北魏末期军号日益"高阶化""散阶化",更加剧了州军府的制度危机。为解决这一难题,北齐、北周不约而同地推行州军府制度改革,将府佐的官品与刺史所带军号脱钩,并转变为依据所在州的等级置佐、定员、定品。这一制度变革影响深远,它促使州军府与刺史的关系逐渐被剥离开来,转而固定于州,进而转型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州军府的变革也推动"州府—军府"二元军政体系的终结,最终实现两者整合为一。此外,这一变革还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格局,为隋唐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试论秦官印及其艺术特色

对历代官印艺术的系统研究,是我多年之夙愿。近年来,曾撰写有《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长安历代官印考略》等印论文章,并对临潼发现的金代官印《都提控温宇印》进行了考释,期间,曾翻阅了大量的玺印资料,对古代印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秦官印爱不释手。这一方面是“秦人、秦风、秦韵”的耳濡目染;二是自己对博大精深的秦文化的长期迷恋,尽管前辈学者如王献唐,陈直、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