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

本文讨论了殷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资料,并据此研究殷历闰法。认为殷历并非仅行年终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西周王城存在辨伪

古代对周代营都的记载略而纷繁,致使后世常把“王城”存在的时间错位到西周时期,通过对文献材料的分析和考古证实,“王城”之名实始于春秋时期,其地望在西周时期的成周地域内。     

试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

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在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区获得了大批西周时期的陶器材料。通过初步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陕豫鄂交界地区西周时期存在一个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称为过风楼类型文化。本文通过对新出土的陶器材料的简单梳理和归纳总结,推断过风楼类型文化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     

彝族历法与向天坟

彝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在彝族民间(如凉山地区)至今仍流行着以观察“昴、氐和垒壁阵”的位置变化而定季节的方法和以二十八宿判断吉日良辰,以干支纪年,十二生肖(以代十二地支)纪月,以甲子干支或十天干甲乙丙丁……纪日,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四季八气和二十四节气,即以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周期并通过置闰,使月亮的朔望周期(29又499／940日)和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长度(365又1／4日),同干支甲子60一轮回相偕合,并以冬至(即子月)     

陕甘地区商代秦文化及相关问题

以前我们说到商周时期的秦文化,最早可推至西周中期,例可参民国时期礼县出土的秦车器,①西周中期以前的秦文化我们茫然无知。毛家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家坪遗址对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至少提供二方面的说明：一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面貌;二是西周时期陇山以西地区（西周时期秦人未逾陇山而东）秦文化的分布范围。关于第二点,早年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作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所谓“周代遗存”,②由毛家坪材料可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像毛家坪那样的秦文化遗存”,③因此,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分布…     

左宗棠在两江的海防建设

光绪十年(公元1881年)九月,年已古稀的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建功西陲后不久,又以“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腊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抵江宁(今南京),两天后即“受印视事”。从这时起到光绪十年三月奉调进京为止,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以其“衰病余生”,不辞辛劳地建设海防、兴修水利、整     

安徽庐江丁家畈遗址西周墓葬简报

丁家畈遗址位于安徽省庐江县万山镇丁家畈村东,由5个人工堆筑的高台组成。经发掘确认该遗址为一处西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具备驻守、生产和交通运输等功能。其中团墩发掘的8座西周时期墓葬,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中期竖穴土坑墓的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和陶器特征基本一致,应属西周时期周人墓葬。这一发现表明遗址可能与中原王朝经略“南土”,维护南北交通“金道锡行”设置的军事、政治、交通据点有关。     

卷首语

少见的一个暖冬不经意间从身边匆匆走过,一个暖春又赶着 趟似地与我们不期而遇。曾经想望的那个“正月十五雪打灯”的 景象没能见到,心里不免遗憾,而细密的春雨沙沙地抖落下来,我 们却正好出行——开始我们早春三月的文物世界之旅吧！ ２０世纪末期,伴随着晋侯墓地的面世,这里出土的原始青瓷 为研究其它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原始青瓷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对比 的实物资料。东魏北齐时代,晋阳实为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中 心,１９９９年 ５月贺拔昌墓的发掘,无疑又为研究北朝时期太原地 区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史证。和当年兵马俑的惊世发现…     

“初吉”简论

关于“初吉”在西周时期金文中本是月相四分法中的一个名称,至春秋后乃演变为仅仅表示吉利意义的一种虚文套话,我在《金文月相管见》一文中已做了专门论述。并证明了成康时期是月相四分法的初创形成时期,昭穆时期是其推广定型时期。然限于篇幅,对于“初吉”的本义及其演变过程,则未详细说明。本文即就此进行考证。在说明“初吉”的本义之前,首先想辨析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即甲骨文中的“旬”字,前人往往把它解释为证明殷代已经实行干日三分一月法的证据,如叶国庆先生言:“商人以十日为一旬,三旬为一月”。     

蒋介石日记摘抄

“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坐常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鹗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头厦。”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世界史研究应当联系现实

不久前,一些报刊讨论史学的繁荣与“危机”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当前史学界(包括世界史)出现一种繁荣与“危机”并存的局面。繁荣与危机本来是对立的,两者并存,岂不矛盾?原来这是指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十年中,史学研究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成果不少,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相对说来,与经济、法     

从沈阳清故宫满文门额的演变看满语文的发展

沈阳清故宫,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建造的宫殿。在全国现存的宫殿建筑群中,唯一可与北京故宫相媲美。且因其为满族统治者所创建,故又以它独具的民族特色而弛名中外。 早在一六二五年前,努尔哈亦便遣人于沈阳城北原明建“镇边门”(即俗呼“九门”)处草创“taidzui tehe gung”,即“太祖居住之宫”。和时称“amba yamun”(即大衙门),也就是大政殿和十王亭(亦称八旗亭)一廓建筑。一六二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春三月,努尔哈赤迫于当时后全国所处“四境逼处”的恶劣形势,匆忙率领八旗官兵及其眷     

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

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有“乃、汝、爾(尔)、而、若”五个,.从出现频率看, “汝、乃”为高频词,后三词出现频率很低.句法功能方面, “乃”和“汝”截然有别,即“乃”几乎只充当定语,而“汝”可以充当宾语、主语、兼语,几乎不充当定语.出现时间上,“乃”集中于西周时期,且各个阶段差别不大;“汝”亦集中于西周时期,但西周晚期比例更高; “爾”(尔)东周时期比例更高, “而”则全部见于东周时期.与殷墟甲骨文相比,两周金文中的第二人称代词系统更加完备,一方面新出现了“爾(尔)、而、若”三词,另一方面“汝、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与《尚书》《诗经》相比,可以看出三者中代词的个体数量基本相同,常见代词基本相同,“汝”的句法功能相同;不同的主要是“乃”,其在两周金文中的用法与《尚书》接近而和《诗经》差别较大.     

长安县花园村西周墓葬清理简报

一九八五年四月,花园村扩建砖厂时,我们于村子西南200米处进行了钻探,发现古墓葬25座,有选择的清理了其中四座,编号为M_1、M_2、M_3、M_4。除M_1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墓葬外,余三座均属西周时期的墓葬。一九八六年七月,花园村在村南给村民规划庄基地,配合村民建设楼房,又清理了西周时期墓葬两座。编号为M_5、M_6(图一)。兹将两地墓葬清理情况简报于后:     

律师声明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些人打着-9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合作的旗号,以“中国档案史志研究院”、“《中国史志档案》杂志社”的名义开展营利的活动,对此指导小组办公室在今年的三月在《中国方志通讯》2005年第13期曾发表声明,予以否定和驳斥。然而近一时期,一些人又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人员的名义、用打电话的方式数十次向各地方志机构负责人推销图书,严重影响了各地方志机构的正常工作。     

叶家山M107所出濮监簋及相关问题

随州叶家山墓地M107出土的濮监簋铭文的“濮”字系“仆”之异构,在簋铭中当读作濮国之“濮”。据文献和出土古文字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的濮在南土,与曾、楚及蛮氏邻近。濮监簋出自叶家山曾国墓地,可能系赗赙或馈赠等所致,表明周初的濮确系为周人所褒封之国。M107的墓主应系高级贵族,不排除系“曾伯”的可能。另据金文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有一套相当完备健全的监察制度,同意路懿菡关于周初“三监”应同“三叔”无关说。     

试论西周时期江淮东部地区天目山类型

江淮东部地区在西周时期的陶器以素面器为主,器物组合以鬲、盆、罐、豆、钵为主,依据典型遗址可以命名为“天目山类型”。天目山类型自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早期,文化内涵大致稳定,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有着动态的变化。这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各考古学文化有着长期密切的接触,其分布范围向西抵达滁河流域,北界大体接近淮河干流,东临黄海海岸,南抵长江,是西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廊道。     

淳化县发现东汉铜碟

淳化县文化馆征集到一件铜碟。该碟铜色紫红,浅腹侈口,圈足。器表光洁,无锈蚀。口径9、圈足径5,6、高1.2厘米。腹内饰阳纹双鱼,铸“宜侯王大吉羊(祥)”六字,隶书。外底铸隶书阳文三行: “建武十年三月丙申周仪造”“建武”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十年”即公元34年。自铭年代的铜器,在淳化县还是首次发现。     

名人与树

庆功栽杨 西周时期,“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都要命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一人种一树,以庆武功”。“庆功杨”伴随着这位用兵如神的将军遍植崇山峻岭,荒坡野地。     

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

拜读《元稹年谱》(齐鲁书社一九八○年六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赞佩之余,将自己对元稹通州任内(元和十年三月至十四年三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文,以献疑于师友,乞教于著者。一、元稹赴任通州时无归田之举《年谱》云:由西京赴通州,“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可到。”而元稹元和十年赴任通州时,却“费时三、四个月,这是甚么缘故?”接着列举元稹《归田》诗后认为:“从‘挂绶出都门’的句子,看出此诗是元和十年夏元稹出西京,赴任通州时所作”,“但元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赴任去了。这是元稹三月底即离西京,闰六月才到通州,费时三、四个月的缘故。”并在“辨证”栏内批评陈寅恪先生云:“竟不知元稹‘归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