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昼锦堂记书画卷》看董其昌书画艺术

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著录的著名书画作品。全卷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互为增色,充分体现了董氏的艺术理念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认真观察和揣摩此卷,对于研究和认识董氏的书画艺术十分有益,对理解和体会他的审美观点、艺术理论更为深刻。     

从《昼锦堂记书画卷》看董其昌书画艺术简

董其昌《昼锦堂记书画卷》为清内府珍藏并著录的著名书画作品。全卷书法与绘画相得益彰,互为增色,充分体现了董氏的艺术理念和精湛的艺术造诣。认真观察和揣摩此卷,对于研究和认识董氏的书画艺术十分有益,对理解和体会他的审美观点、艺术理论更为深刻。     

从撰铭到书丹: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与《项墨林墓志铭卷》

《项墨林墓志铭》系项元汴次子项德成请董其昌撰写的碑文。项氏家族曾两次请董其昌照原文书丹,第一次为制墓志铭碑,第二次为制神道碑。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项墨林墓志铭卷》书于明崇祯八年,是项元汴季孙项禹揆为镌刻神道碑请董其昌书丹留下的碑文墨迹。该铭概述项元汴的生平懿行与志业成就,是研究项元汴的基础文献之一,原文收录于《容台文集》卷八,墨迹本在原文基础上有所改动。该书迹是极少数证据充分的董其昌遗存真迹之一,也是体现董其昌取法创变和践行其书法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胡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小议图书馆丢书赔偿制度

本文通过对现有丢书赔偿制度的思考,提出了以"以书赔书"来解决在图书馆日常工作中最容易出现的纠纷的思路。     

吉林省博物院藏明董其昌《昼锦堂图并书昼锦堂记》品鉴与探考

董其昌的《昼锦堂图并书昼锦堂记》为其青绿山水画中的代表作。文中通过对董其昌《昼锦堂图并书昼锦堂记》的流传及其书法与绘画部分做以简要鉴析,进一步阐述这幅藏品为他精通画理、功力深厚的晚年所创作。《昼锦堂图并书昼锦堂记》为国家级藏品,是吉林省博物院镇馆之宝。     

从《上李鸿章书》看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与改良派的区别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主张借鉴西方富强的经验,建设一个近代化的中国等问题上,确实与改良派的主张类似,但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与改良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的主体思想是革命思想,在革命思想指导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本文针对在研究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婺书》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比较研究

本文将《婺书·郑忠愍列传》与《宋史》中的郑刚中传记进行内容和思想上的比较。通过其他文献的补充,辨析《婺书》和《宋史》记录的准确性。并探究对同一人物的事迹的不同记述方式中蕴含的不同思想。     

从《上李鸿章书》看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与改良派的区别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主张借鉴西方富强的经验,建设一个近代化的中国等问题上,确实与改良派的主张类似,但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与改良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孙中山的主体思想是革命思想,在革命思想指导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本文针对在研究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钱大昕整理《后汉书》成就研究

钱大昕对《后汉书》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在清代《后汉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钱大昕研究《后汉书》时先从小学始,对《后汉书》及其《注》进行了校勘和辨伪,内容涉及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在考证方法方面,他灵活运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证、以及避讳等方法,这些考据的方法极具科学性,对整个清代的考据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铭文中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

针对铭文中出现的反书、倒书等特殊形式的书写现象,本工作采用泥条贴范法,从铭文制作的工艺角度对反书和倒书进行了讨论,并搭建了一套以树叶刻字为基础的推论模型,通过模拟实验进一步地阐述了在此模型下反书和倒书的产生的可能性及原因。     

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现象新探

同书异名为命名者使用不同的摹状词为同一部书命名而产生;同名异书则是命名者为不同的典籍命名时选择了相同摹状词的结果.避讳、商业行为、个人喜好,以及称引书籍时的随意性均可能导致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则与四部典籍自身的类别属性密切相关.一部典籍异称的多少通常与该书影响力、流传范围成正比;而那些影响小、传播不广的书籍,更容易出现同...     

文教蔚起,黔书中兴——明代贵州书法谈之三

正蒋杰:笔力奇矫才早发蒋杰,字美若,号象岩。普安卫(今贵州盘县)人。先祖来自苏州吴江,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次年中进士。他先出任南雄知府,继而晋升为广东布政使司副使。后来辞去官职,游览各地,寄情于山水之间,浸淫于抚琴和书法创作之中。蒋杰的书法始习颜真卿,后旁涉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等人。他与董其昌有较深的友谊。蒋杰一生足迹几半天下,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书法上博采众长,是以个性独特,     

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同时代反响

郭沫若《十批判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郭氏对该书的自我期许甚高,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也积极宣传郭著,扩大影响。但阵营内外的读者却多持批评、质疑的态度,主要与他们对郭氏“褒孔贬墨”观点作泛政治化的解读有关。郭氏与同道的学术纷争聚焦于西周社会性质和孔墨思想的阶级属性,他的学说在同道中属于少数派,几乎受到普遍非难;阵营外的读者或误解郭著的写作意图,或批评他出奇制胜,实证不足,亦多不接受郭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十批判书》的评论存在分歧,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存在若干认识偏差,不利于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典范与变造:重读董其昌《集古树石画稿》

董其昌是明清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书画家之一,他对中国书画史的贡献不言而喻,有关董其昌其人与其作品的讨论,亦是400多年以来中国艺术史上长盛不衰的话题。然而,在董其昌繁多的作品中,有一幅画稿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作者通过对《集古树石画稿》的重新解读,呈现出董其昌对传统树石典范的继承和再造,以及在传递典范的过程中,对其所承载的精神意识的丰富。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再评其学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学术研究的典范,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想意义。     

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所做序言略加修改而成。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界定,进而对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的总目(包括现存、已佚及外人著译类)进行全面考订,同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荒政书的编纂体系及其演进的脉络,对由此反映的中国救荒思想与救荒制度的延续与变动也做了概要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