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初四明山寨粮饷问题及遗民心态的转变

明清易代之际,浙东义旗四起,遗民以气节相砥砺,虽然死难众多,反抗时间却持续最久。宁波一地,遗民气节最著,但因四明山寨粮饷分配矛盾而引起的民众冲突、南明政权混乱等诸多问题,使得遗民历尽"怨"、"痛"、"疚"等心理,遗民心态也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变。     

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

为加强广西地方防御 ,明中央抽调了湖广、广东和贵州的卫所军前去轮番戍守。本文探讨了广西班军的缘起、创制、数量、班期和组织管理等 ,并结合广西与贵州、湖广和广东三地围绕班军存废的争论 ,考评班军制度的合理性、积极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纠正了“班军属于军事移民”的错误观点。     

岷州卫:明代西北边防卫所的缩影

明初岷州卫是河、湟、岷、洮防御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约,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而<岷州卫建城碑文>的发现以及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的保留为研究明初西北卫所的建制、规模、内部组织结构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20世纪以来明代民兵研究综述

有明一代,战事频仍。为适应国防需要,明王朝于卫所军、募兵等之外,又兴民兵。民兵是明代国家兵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关于明代民兵的研究多与兵制密切相关。     

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发展策略展开研究。在对明中都遗址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具体发展策略:积极加强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对明中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物进行重点保护;准确定位明中都遗址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积极做好明中都遗址文化旅游的配套建设。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评介

卫所军户是明史研究中的又一项重大课题,进一步探讨明代兵制,了解明代经济与社会,都需要深入地研究明代卫所军户。但是,这一课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的够重视。如有的专题研究不深,有的研究不够全面,甚至有的无人问津,仍是一片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于2007年5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弥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全书45．6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成果。     

明代流民问题研究

明代流民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对社会也造成了深远影响,面对这一问题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稳定局面。本文结合各地方志分析在不同时期流民产生的原因,以及统治者采取的安抚流民的措施。     

《卫所武职选簿》资料摘录与郑和下西洋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明代兵部编录的《卫所武职选簿》是研究郑和下西洋重要史料之一,本文从中摘录出郑和下西洋军官169人简略事迹,由此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军官死亡数目不少,其中因病而死者居多;其次,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与海盗陈祖义等作战地点除旧港之外,还有阿鲁洋和棉花屿洋;再次,《卫所武职选簿》史料进一步证实锡兰山战役完全由亚烈苦奈儿“悖逆夺官钱粮”而引起的自卫反击战。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城镇与环境的互动:以宁夏地区明代军城为中心

明代宁夏地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与之配套的屯田使自然环境逐步恶化,灾害逐渐增多;城镇的建设与数量增长促使边防形势得以缓和;城镇建设使多民族人口回归,但仍以汉族军民为主,形成蒙、回、汉杂居的人口结构;内地人口迁入,改变了其风俗习惯,形成"宁夏士文化"。反之环境对于城镇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体现在自然灾害影响城址选择,造成民众财产损失,延缓城镇发展;边防形势、民族结构和移民制约着城镇兴衰。     

明代云南矿业开发问题研究综述

云南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矿业区,明代时期更是在中国矿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云南矿业进入到规模化开发阶段,尤其是银、铜为代表。上世纪初开始,史学界就关注到明代矿业开发问题,而云南矿业研究也是被重点研究的领域。以取得的众多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矿政和矿税两大领域。近年来,研究开始向个案研究、社会史角度倾斜。     

老吾之老:明代官吏养亲问题探论

明代继承历史上官吏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绝大多数官吏为官之地都远离家乡,由此造成"为官"和"养亲"之间的难以兼顾.在"以孝致忠"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二者之间的两难必须予以解决.移亲就养、分俸养亲和辞官终养三种措施就是明代官吏解决养亲问题的主要办法.     

明代宦官研究:成果、困境与思考

明代宦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最早的论述,多出日人之手。1949年以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只能算是略为着墨,多属杂谈、简说性质,刊载于通俗读物上,以飨一般读者。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专著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群众出版社,1983、2008年;中华书局,2006年)。此后,台湾学者有一些研究,但数量不多。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这个议题开始关注,进入了一个研究的繁荣期。就其成果而言,仅据笔者搜罗所及,有关论著即不下二百篇(部)。     

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史志记载和地图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明代西安城内郡王府、镇 国将军府及辅国将军府等皇室宗族府它在城内的分布、规模、平面布局特征等问题，指出郡王 府等的集中分布是西安作为明代西北政治重镇的重要特征之一。文中还对各郡王府内的园林 化环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人对明代西安城市景观与 人居环境缺乏系统研究的状况，也有助于充分认识明代西安城市园林建设的卓越成就。     

对明代中葡关系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

China是外来词,还是汉字音译?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Cathay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这个词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学者,而“地理大发现”初期的西方君主,也对China与Cathay之间是否有关系感到迷惑。一些外国人为了强调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初十年就到了澳门,竟将与蚝镜并不相干的Oquem(福州)扯在了一起,并且误导了部分中国学者。明清史料所载澳葡议事会“西洋理事官哆”、“督理濠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哆”,即“哆”,究竟是人名还是官名?是Vereador的音译,还是Procurador(检察官)的音译?此外,《明史》所载“哑诺归氏浮海求贡”,讲的是哪一位葡使?“佛郎机传”中的“佛郎机”是什么?它与葡萄牙、葡萄牙人、欧洲人及西方炮铳有什么关系?此外,《明史》中还存在将葡萄牙船号、官名误记作人名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史书记载错误或失实之处,在参考中外文献基础上作认真的辨析和考订。     

《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评介

长城是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工程之一,在过去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横亘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重要意义。与长城的历史地位与当前形势相比,目前长城研究十分薄弱,主要限于墙体本身的考古测量、分布走向与历史地位的考察,视野较狭窄、方法较单一,不同学科各自为战,尚没有全面、深人的长城研究成果。在这种研究状况下,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评介

<正>长期以来,靖难之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过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靖难之役的宏观叙事与细节考订,对靖难之役发生之后,明代朝野上下在文献残缺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文史重构鲜有关注,使学者难以详尽了解靖难之役的长期影响所在。该书作者吴德义专注于靖难史学研究多年,《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自建文逊国直至南明灭亡长达二百余年的建文史学编撰做     

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新见明代焙烧炉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较详细介绍了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新揭露5座长条形炉(窑)的形制、辅助遗迹和出土遗物,并与以往发现的冶炼炉、烧制陶瓷器的“龙窑”进行对比,确定其为明代铜绿山硫化铜矿石火法脱硫的焙烧炉。同时,对5座焙烧炉的朝向与自然环境关系、生产规模、相对年代、以及明朝铜绿山铜矿业萧条原因进行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