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辞源考

现在流行的各类辞书对“黎民”这一历史性辞语均有解释 ,如《辞海》解释为 :“即众民。《诗·大雅·云汉》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郑玄笺 :‘黎 ,众也’ ;一说因黑发得名。《孟子·梁惠王上》 :‘黎民不饥不寒’。朱熹注 :‘黎 ,黑也。黎民 ,黑发之人 ,犹秦言黔首也。’《书·尧典》 :‘黎民于变时雍。’蔡沈集传 :‘黎 ,黑也。民首皆黑 ,故曰黎民。’一说原指九黎之民。杨筠如《尚书·檄诂》 :‘黎民当即九黎之民。《国语·楚语》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法 ,尧复育重黎之后 ,使复典之’即黎民于变之事 ,嗣后及沿用为齐民之谊。’”《辞源》…     

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

刘邦称帝后于汉高五年(前202)五月颁布了一道长篇诏令,即所谓“高帝五年诏”。此诏令涉及新王朝初建时奖励有功、安定天下的具体措施,直接影响到新的等级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故长期为中外秦汉史专家所重视。虽然《史记》、《汉书》、《汉纪》、《资治通鉴》等书对它均有记载,     

孔子论"智"与上博《诗论》简以"智"论诗

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它与孔子“智”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本文写作所关注的焦点。通过比较,我们认为二者之间关系密切,上博《孔子诗论》简以“智”论诗反映了孔子“智”的思想。     

武侯祠中的"诫子碑"

民国《重修诸葛忠武侯祠记》碑 ,除记叙当时维修武侯祠的有关情况外 ,更揭示了诸葛亮《诫子书》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

汉高帝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籍,在秦末大起义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灭楚,而得天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评论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第3册,P760)早年读到这一段话,不觉得有何难解之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汉高帝的话,是他把刘邦称为“大圣”的自然结果。刘邦既然是“大圣”,当然就必受天命;两个“岂非天哉”,自然是歌颂之辞。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文章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层面。 稍后,在读《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时联想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产生了问题。这里主要列举《高祖本纪》(个别地方据《项羽本纪》)中对刘邦的一些记载,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圣”。     

"齐临菑十万户"辨

西汉前期,齐都临非常繁荣。《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曰: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齐临十万户”等语,《汉书》卷38《高五王传》所记与《史记》相同。《史记》中还有一条关于战国时期临人口的材料,即卷69《苏秦列传》曰:“临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这是苏秦游说齐宣王的话。今本《战国策·齐策一》所记与此略同。由于中国古代关于城市人口的记载十分缺乏,没有其他材料可资印证,…     

"民主党派"的称谓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称谓最早出现在1938年10月。其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切有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据     

方志"参史之错"二例

章认为《明史》卷43《地理四》把崇义建县的时间误为“正德十四年”,经考证应是“正德十二年”;《明史纪事本末》卷48则把“崇义县”误记为“安远县”。     

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

王家台秦简《归妹》卦残辞,经与传本和张衡《灵宪》所引古本《归妹》缀合,得以恢复原貌。它说明秦简、传本和古本《归藏》的内容基本相同。以往“嫦娥奔月”神话最早见于《淮南子》,秦简《归妹》的发现把这个故事产生的年代提前到战国早中期。“嫦娥奔月”神话源于殷墟卜辞的月神“西母”,是从《山海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的月母“常羲”演变而来。这个神话的原型并未涉及到天神羿,所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和“嫦娥,羿妻也”,当是两汉时人撮合的结果。“嫦娥”所窃的“不死之药”,就是“可令人飞行长生”的蟾蜍。她“奔月”的真正目的,就是能使月亮不断地“死而复生”。这就是“嫦娥奔月”后变为“蟾蜍”的根本原因。     

渤海"振国"、"震国"名源考察——纪念金毓黻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振国"的原始出处为新罗人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震国"的原始出处为唐幽州人张建章的《渤海记》."震国"之"震"当为渤海立国之初的原始用字."振"、"震"古通,但国名用字不可用通假字,故取"震国",而不取"振国".乞乞仲象受武周所封的原始用字可能为"辰国公",而非"震国公".乞乞仲象东走辽东,武周以"辰国公"封之,乃取箕子东走辽东、周以辰国封之之故事,以示羁縻;大祚荣改"辰"为"震",自立为"震国王",则别有寓意.     

《诗经》中的"媒"与周代的"奔者不禁"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提到“媒” ,如《豳风·伐柯》 :“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 ;娶妻如何 ?匪媒不得。”再如《卫风·氓》“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 ,秋以为期。”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婚姻中“媒”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两情相悦的青年男女 ,如果没有媒的参与 ,只能无可奈何 ,否则 ,就会遭到社会的鄙视。例如 ,《管子》云“自媒之女 ,丑而不信”。一些婚姻礼法也强调媒的作用。如《礼记·曲礼》 :“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如果发生未经行媒的婚姻 ,则当事人的家人就会感到脸上无光。齐襄公通太史敖之女 ,立为夫人 ,太史敖认为 :“…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从"桃花源"到"乌托邦":《大同书》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

前近代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具有无为、无治、崇尚“天然”的特征。“桃花源”可以视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乌托邦”传统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大同书》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乌托邦作品。在康有为的观念中,大同世界被视作一个细密论证、精心撰构的规划与治理方案,是管理人员在全面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规划和计算推导的结果,是“人为的”,而非“天然的”。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近代思想基本取向的变化。     

关于"详今略古"和"详今明古"

本刊2003年第6期发表了《续修志书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章作者对“详今明古”的提法表示异议。本文是对该文这一观点的争鸣。本文作者认为根据浙江省的修志实际成果,“详今明古”不仅没有违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暂行规定》的要求,还指导修成了不少优秀的志书,并没有带来如《探讨》所说的负面结果。     

"欺人"与"自欺"

公元1415年4月18日,也就是明永乐十三年三月丁未。贵州建省的第三个年头,历史上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贵州首位行政长官,贵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蒋廷瓒对一干人等说：去年皇上北征,得胜回朝,消息传到贵州,贵州思南府务川县的大岩山中听到连呼三声“万     

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的《史记》 ,“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给后世文人特别是编辑人、出版人多方面的精神滋养。一　崇高的名山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是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来影响社会和政治 ,“太上立德 ,然后立功 ,然后立言”。“三立”之中 ,最现实可行的是“立言” ,或传道授业 ,或著书立说 ,或从事出版活动。武帝时代 ,全国统一 ,…     

双赢的学术"联姻"

巴里·布赞院士与理查德·利特尔教授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突破了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角,将对国际体系发展历史的考察从17世纪一直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地区城邦国家的出现,上下逾5,000年之久.不唯如此,作者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对国家形成之前由采猎群、部族及酋邦为基本单位所构建的前国际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按照布赞院士的自述,本书的视野所及甚至要一直追溯至60,000年前的早期人类社会.这种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为研究对象,纵横捭阖数万年的研究气度,给读者带来的首先是一种极具震撼力的冲击.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因为借鉴与吸收了大量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经验,日益重视同时段社会结构的分析,尤其强调具体个案调查的学术意义,却往往忽略了"时间"这个构成历史学研究的最具魅力的维度.布赞院士的这部巨著,无疑能为历史学研究者这种方法的"迷失"提供一副有效的清醒剂.     

年鉴"边角地"不可弃--《镇江年鉴》"补白"回眸

章介绍了《镇江年鉴》在利用版面空白方面的一些做法。认为“补白”可以使某一类目的资料得以补充和延伸,填补与正内容相关的资料,加大信息量,同时也使年鉴的主题更为突出。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把“补白”纳入编辑工作,合理安排补白字数,并且由专人负责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