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形成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的支持下,从1957年开始,蒋介石加紧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支援中东地区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台海和中东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和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续)

四 第二次炮击金门:直接对美,间接对苏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主要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

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企图通过战争威胁和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和盟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对美政策,使美国以“核威慑”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破产。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事态终究没有失控。即使在危机高潮时期,双方仍继续保持着有限的对话,这对于化解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对抗的基本特征。     

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 (1954.12～1955.2)

《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后,台湾当局与美国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展开了新一轮交涉,由于立场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顾维钧在这一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蒋介石等对沿海岛屿可能导致“两个中国”问题的警觉,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追求缓和:英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960)

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之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柏林和柏林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场所和过程,主张用和平和谈判的手段,乃至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反对法国和西德的对苏强硬立场,更反对美国"有限使用武力"的军事应急方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通过他的访苏之行,为东西方间的谈判创造了条件,开启了会议谈判的大门。在英国政府的斡旋之下,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得以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亦纳入日程,对柏林危机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

1950年6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导致中美两国由此开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4年,中国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积极促成了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划界停战。但是,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援引到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来。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并迫使美国人坐到谈判桌前来,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炮击金门的行动,意外地加速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从而使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陷入僵局。注意到台湾问题乃至整个中美关系的解决,必须改变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情况,毛泽东被迫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建设,并且发动了“大跃进”。经济生产上一日千里的“大跃进”,使毛泽东对“赶英超美”一度充满信心。恰在这时,美国却无视中国经济的飞跃,并借口大使调任事实上中止了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为还美国人以颜色,毛泽东再度发动了第二次炮击金门的行动。     

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

1939年天津租界危机期间,英国根据欧亚局势的演变和美国态度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远东外交政策.本文通过对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的研究,展现危机中的英国既不甘于放弃其在远东的权益,又不愿与日本走向军事对抗,因而推行了一种既支持中国抗战(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又对日妥协的双重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从表象上看,充满着矛盾与反复.但在这一复杂表象的背后,则是英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在远东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也是英国外交传统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核心原则的反映.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政策转变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赔款问题

1904年侵藏战争中,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条约”,要求赔款750万卢比作为“惩罚”。为避免赔款超出西藏地方的承受范围,致使对方消极应对,同时也为了避免英军长久地驻扎西藏,导致英俄在该地区争端升级,英国内阁从国际形势出发,将赔款总额降低至250万卢比。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主权,积极向英方直接交款。尽管直接交款的形式遭拒,但清政府利用江海关关税,转手西藏地方政府,在两年半付清全款,合计上海规银122.6万两,促成英军撤离,保留了对藏主权阐释的主动权。     

和牧尘的第二次告别

说来是一种稀有的感受,这是第二次跟牧尘这个角色说再见了。一年多前的夏天,我曾经跟他做过-次郑重的告别——从剧组离开,与角色剥离。那时候的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他最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呈现于荧屏,也不知道那些赤手空拳画出的灵阵会变成什么模样。直到看到那个生于北灵境小孩和父亲一起站在雪原之上,我才被屏幕里的画面慢慢拉回到与牧尘同行的时间。     

地方实力派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贡献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现象,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各阶层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但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反对妥协、坚持抗战到底的斗争中,地方实力派为此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政策转变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第二次《岛屿战争论》学术价值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2019年12月15日,由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岛屿战争论》学术价值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陈毅折冲第二次亚非会议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没有西方列强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最终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原定于1965年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从筹备到延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40年后才实现。当时的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反对个别国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而折冲于国际间,做出了巨大贡献,详情请阅《陈毅折冲第二次亚非会议》一文。     

西北回民的第二次东渐

所谓西北回民的第二次东渐,是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甘青宁地区的回族群众以开牛肉拉面馆的方式大规模进入东部城市的一种现象。这是西北回民自明中叶以来最大的一次东移行动。虽然他们的根扎在西部,但这次行动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具有重要的潜在功能。本文以"南京地区牛肉面经营者群体调查"的资料为主,结合了"深圳调查"和"厦门调查"的成果,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