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四川官方和民间对私塾的不同认知

私塾作为一种民间传统教育机构,在传统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般民众眼中是读书识字的最佳去处。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官方对私塾按照学校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进行改良。然而受社会习俗、传统心理和新式学校存在的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民众对私塾的认知长时间停留在过去。造成官方和民间对私塾认知的分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新的教育理念。这就使在近代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旧两种观念同时并存。     

鲁迅、三味书屋与寿镜吾先生

<正>鲁迅先生从7岁入私塾读书,到1909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共接受了长达21年的学校教育。鲁迅7岁时那年,父亲周伯宜把他送进私塾读书。鲁迅的第一位私塾老师是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玉田,他每天让7岁的鲁迅背诵"‘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白盘古’     

20世纪30年代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正私塾改良的主要目的是祛除"科举时代教育"的旧形式(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7页),在私塾管理、私塾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良。20世纪前半叶,私塾改良活动因受政府更迭影响,时断时续,总体来看,可分1905~1911、1915~1920、1930~1937年三个主要时段。在这三个时段里,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加强了对私塾的管理,如浙江在行政管辖、私塾设置条件、塾师培训等方面进行改进(寿价藩:《私塾指导》,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     

“重精神轻形式”:清末四川私塾改良

为使"新旧"教育递嬗于无形,并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清末四川本着"因陋就简""重精神轻形式"的理念对私塾进行改良。受清末时局、社会风气、塾师守旧、地方办学员绅办学不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清末四川私塾改良成效不大。     

民国初年私塾生活片段

但凡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经历过私塾，也大都或长或短地亲身经历过私塾生活。其主要原因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学校一时又没能普遍设立，人们为了求取知识只得纷纷拥向私塾。另外也有些老年人因循守旧，习惯于唐宋元明清沿袭下来的私塾、学馆、经苑、书院等学习体制，认为新的学校不够规范。即使入学也得先让孩子上几年私塾再考学堂，这样可以打下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以利终生受用。     

藏族第一代专业导游

正外来者很难想象,西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比较高,藏族家庭的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大都掌握在家庭主妇手中。但是,旧西藏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官办教育体系中从来没有妇女的席位。现实生活中,西藏妇女从未有过从政的权利,旨在培养"雄孝"(政府公仆)的僧俗官员学校里当然也就没有妇女的容身之地,一般藏族父母也没有送女童上学的基本意识。在旧西藏,拉萨青少年女性受教育多是在私塾蒙馆里完成的。拉萨有名的娘容辖私塾,鼎盛时期有四个年级,300多名学生,有很多女孩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私塾的改造(1949-195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塾在中国城乡依然大量存在.新政权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积极实施改造私塾的政策,到1952年底农村私塾基本绝迹,私塾改造取得了很大成效.建国初期的私塾改造与清末以来的私塾改良一脉相承,符合小学教育现代化的趋势.新政权在改造私塾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私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普及文化知识、不利于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等问题.     

民族复兴视域下的近代法国初等学校军事教育

普法战争后,为了实现国家军事崛起,收复国土,复兴民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在初等学校大力开展军事教育,以培养未来的"公民战士"。教育部携手军方和各民间组织,帮助初等学校开展体育和军事教育。初等学校各门课程也努力结合各自的学科特点,进行拥军爱国思想教育,与体育课共同构建起一个多学科渗透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为法兰西民族在身心上双重实现"民族新生",以及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助力。     

浅谈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正>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教育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性别差异。自夏商周三代开始,男子便基本上垄断了学校、私塾等各种官、私教育资源,而女子一般只能接受家庭教育。此外,就教育目的和内容而言,古代男女教育更是迥然相异。广大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样有权读经治史,参加科举考试,而只能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

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可以从浙江省的个案研究中得到实证性的解答。从籍贯构成上看,迁出省外的人口以杭州、绍兴、宁波、金华等地居多。从年龄和性别构成上看,迁移人口大多比较年轻,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主要比重,育龄妇女人数较多;迁移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大批男性为避战祸加入迁移人口的行列。从职业构成上看,迁移人口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囊括社会绝大多数行业,其中主要有农民、工商业者、文化人及政府工作人员、医生等。     

论罗马帝国消防军

罗马帝国消防军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建立的专门负责首都消防与夜间治安的准军事性组织。它的建立是奥古斯都对传统消防模式的革新,更是其行使元首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元首制的要略之一。消防军通过完善的预、接警机制,及时发现与扑救火灾,执行旨在抑制火灾发生的消防巡检,不仅提高了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更使火灾次数明显减少。消防军还结合夜间消防巡逻,维护首都夜间治安,在其巡逻下,罗马夜间秩序稳定。消防军是古罗马一创举,说明罗马帝国政府意识到保证消防安全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促进社会与国家和谐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孔子泛血缘化理论在五缘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所谓“五缘”,就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是中国人一种群体结合方式。“五缘”文化的核心是亲缘,其他各缘只不过是亲缘的关系网络的转化和运用,导致亲缘向其他各缘转化的理论基础则是孔子“仁”学的“泛血缘化”特征。《论语.颜渊》中有关司马牛问仁而与孔子和子夏的三段对话,是儒家“仁”学理论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转化的一个经典性例证。随着孔子和子夏通过对“仁”一步一步地深入阐释,逐步化解了司马牛关于“人皆有兄弟,我独无”的忧惧心结,全面完成了“仁”学由正式血缘向拟制血缘即“泛血缘”的转化,从而使中国人的群体交往方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楚王(今頁)探讨

一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正面证间、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甲组夯土基址的处理与加固保护

田野考古发掘的夯土建筑基址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文物保护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殷墟宫殿区内发掘的夯土建筑,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文物,是见证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实物。保护和利用好现有的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根据保护土质文物的原则和要求,经过针对相关样品的分析测试,在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使用土质文物加固剂对建筑基址进行了全面的处理和保护。     

《重译富国策》与《续富国策》出版先后问题析

通常观点认为陈炽在重译《富国策》基础上或同时撰写了《续富国策》一书。本根据《续富国策》书中的具体内容和《重译富国策》的序言证明正确结论应是《续富国策》撰写出版在先,《重译富国策》译述发表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