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清代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基于原始契约与刑科题本,本文揭示了清代地权交易的三大类型,一是债权型融通,二是产权转让,三是股权交易出现.借助于土地但不发生产权最终转移的融通性债权交易的各种形式常被混淆,本文加以考辨与厘清:"押",以土地为担保并以地租或利租来还本付息;"典",约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转移与收益占有来偿还借债;"当",以地权为中介的各种借贷形式;"抵",发生地权分割,并以此抵还欠债.清代出现的这些交易手段使农户在保有地权的同时实现其融通性需求,它们与现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称与方式延续并沿用至今.地权转让与收益补偿等交易形式则包括活卖、绝卖、佃权顶退、找价、回赎等,其规则取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权所有者的权益.土地经营的合伙制与股权交易亦开始出现.凡此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时代充当了资金融通工具的替代,农户赖以济危解园,更促进了土地流转,使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通过地权市场得以活跃和发展.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清代徽州土地与商业投资回报率的比较

清代徽州购买水田(绝卖)的年度投资回报率仅为6.67%,而所举五个一般商业投资实例的年度投资回报率则在9—18%之间。这是因为,购买土地是对剩余生活资金所作的一种保本、保值式投资,与以赢利为目的的一般商业投资性质不同。交租式与交地式土地典当的年利率,则分别为25.73%和23.49%。这是一种特殊而不稳定的投资方式。受当方只获得抵押权,而未获得产权。其受当田地,要么被赎回,要么演变为绝卖。     

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

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联合或分别在陕西全省及其周边地区农村较为广泛地开展资金融通业务,贷款种类较多.陕西农贷实际主要采取机构与个人担保、确立借贷关系并通过信用合作社贷给农民的方式进行.该时期的农贷活动,不仅打击了高利贷盛行的现象,而且在推动区域经济兴起及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衣冠簪缨的兴衰之路——以南昌干氏家族房产契约为例

房产契约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产权确立及移转过程中形成的凭证性文书。南昌干氏家族作为清代初期通过科举兴起的簪缨之家,在兴盛阶段建造豪华府第,形成著名的"干家大屋"。但是,当家族中的精英凋零之后,干氏家族也开始衰败,靠变卖房产度日。随着晚清和民国时局的变动,干氏家族最终将庞大的房产售卖殆尽,家族也随之彻底沦落。     

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官债,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在清代尤为严重,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虽自顺治朝即颁布法令严禁,但除了乾隆朝一度出台的收效甚微的预借养廉银政策外,有清一朝并无其他解决措施。清廷接二连三的禁令,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清代京债的年利率以100%以上为常态,利息高达本金数倍者亦不在少数。虽然研究者认为清代普通高利贷资本的利率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但京债的利率并未显著降低,这正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债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债务,不挪用公帑,则朘削民脂,更有带同债主赴任管事而伙同为奸者,由此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以房养老”,不能让老人吃亏

金融机构为保护自己利益,出台的产品让老人觉得不划算如今,"以房养老"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9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文称《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这是"以房养老"的一种方式,就是老年人将住房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从金融机构定期领取贷款补贴养老;金融机构在老人去世后将房屋拍卖,收回贷款本息。有消息称,由民政部牵头,相关部门已经研讨了实施细则,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

典当是中国农村重要的金融机关,与其它借贷相比,利息较低,属于温和的高利贷.典当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它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融资机构,而且还是连接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桥梁,对农村金融运转有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财委恢复城乡交流的政策研究

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中财委在领导全国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中,通过贸易系统的恢复和商业资本的注入,复苏了被国民党政府及长年战争中断的城乡交流。随后,中财委在工商业调整中拟订了收购土产等政策并转交了城市经营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城乡交流的发展,使国内经济得以恢复,并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统筹好当今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从民间契约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兼论《汉穆腊比法典》中借贷利率的非现实性

古巴比伦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动产借贷行为。大量民间借贷契约显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借贷利率。这些借贷利率大多与《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借贷利率不一致,法典中所规定的借贷利率并不能反映当时借贷活动的实际。古巴比伦时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借贷利率,而是多种借贷利率共同使用。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借贷活动时,不能盲从《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规定,而要结合更多的民间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更加深入地还原历史、认识历史。     

民国时期福建乡村的华侨中小学校

近代以后,新式教育逐渐传入福建,但由于各级政府财力所限,基础教育投入不及广大乡村。而旅居海外的福建华侨返乡兴学之举则在一定程度上补其不足,为乡村的适龄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并以其兴办新学的教育实践,在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福建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的教育示范和导向作用,推进了新式教育在乡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城乡教育的差距,从而富有成效地充当了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先导。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从经济、政治、思想诸方面对上海私营金融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三反"五反"中,私营金融业业务情况急转直下,传统市场迅速萎缩;资方受到极大的震慑,从业人士思想动摇;同业组织边缘化,无法正常运作."三反"五反"运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金融业由私营向公私合营转化的进程.上海私营金融业,作为一种行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论假借和假借义

一般研究认为,古代汉语词义可分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和比喻义四类。本文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对假借进行研究,认为假借是古代汉语特有的现象,假借属于文字现象,不属于词汇现象,所谓的假借义,实际上是文献典籍中语词的意义。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

1965年,我国广大农村还没有彻底改变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围绕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建设目标,卫生部长期将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城市,为此,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不仅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群众观点和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的反映,更是出于他对当时战备形势的考虑。“六·二六”指示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巡回医疗的深入开展和合作医疗的推广与普及,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今天重提这一指示,对于审视当下的医疗卫生改革,加快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从对"第一个飞跃"的肯定和支持,到对"第二个飞跃"的探索和展望,邓小平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两个飞跃"渐次实现的现实道路,而且为我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