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右派”省长沙文汉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谈录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陈叔通和他的百梅图卷

我最早知道陈叔通先生, 是在我父亲学鉴赏时 的老师张效彬老先生的寓所。张老是有名的古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郭沫若等知名人士是他那里的常客。 少年时代,父亲常携我去张老寓所。张老的故宅在今北京什刹海畔的鸦儿胡同(当年恰和张中行先生之寓一墙之隔)。寓所院门上高悬的“固始张”(张老为河南固始人,清末有功名)匾额,即为陈叔通先生所题。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漫长的磨难——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1957年“反右”“扩大化”,北京大学许多师生蒙受不白之冤。20多年后,这些人多被改正。我这个不在“另册”之内的“右派”情况特殊,经过42年的磨难,到1999年才得以改正。是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大鸣大放”和我们班的大字报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提到肃反时说肃反运动有错误,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提到高等学校中党委制不一定适合,要改进一下……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     

张友鸾与崔伯萍的传奇婚恋

张友鸾，安徽安庆人，我国名的新闻记、作家。他曾受业于邵飘萍、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诸位名家，与同是皖省籍的张恨水、张慧剑合称“中国新闻界三张”，颇具影响。张友鸾尘海浮沉，经历颇多变故，有—件事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他与崔伯萍小姐的婚姻，伉俪情深、恩爱—生。     

张光年先生的赤壁之行

1995年9月15日,我在北京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大合唱》的词作张光年先生,请张老回忆“革”期间下放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生活。82岁高龄的老人温尔雅,和蔼可亲。访谈临近结束,我补充：“张老,黄河已与您的笔名“光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向阳湖,也是您永远忘不了的!”他欣然点头,笑道：     

周谷老称我是他的“地下研究生”

<正>周谷老,是我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和我敬重的老师之一。他称我是他“地下研究生” 那是戏言,不过,也让我着实荣幸之至。我在高中读书时,阅读了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大著,深受教诲。高中毕业时,我怀着对周谷老崇敬的心情填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1961年8月我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复旦历史系。后来,周谷老给我们1961级同学讲授世界史。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同学听不太清楚,可我听清楚了,因为一方面同我家乡的客家语音同韵,我听清楚了,     

为人作嫁永不悔——记编辑家胡学彦

1979年胡老师复职回来,我进出版社才一年。当时全省的出版社只有一两家,当年的文艺出版社还没有“落生”,她只是人民出版社“腹中”的一个编辑室。那一年,呼啦一下,许许多多被改正的“右派”先后落实政策,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下子也进来了好多个“右派”或是与右沾边的人,其中有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编辑家夏钦瀚、方福仁,散文作家费淑芬……其中磨难二十余年的胡学彦也归队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是真名士自风流”——张友鸾的后半生

在报界前辈中,张友鸾是值得尊敬也值得羡慕的。他曾被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这位民国年间与张恨水齐名的赫赫有名的报人,解放后虽然不再办报纸了,但依然以其卓绝的智慧、多彩的文笔,写成千古文章,供世人广泛阅览。而他在逆境中一如既往的乐观豁达则是令人至为佩服的。张友鸾早已去世了,但他的逸闻趣事却依然在文化界传播。当我再一次从他的表弟赵洛先生处听到关于他的有趣掌故时,马上想到“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句话。张友鸾在民国新闻界是非常有名的。他20岁在北平平民大学读书时,便受到著名报人邵飘萍的重视,邵让他主编《京报》的《文学…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奇人·奇遇·奇诗--记聂绀弩

聂绀弩是竹林七贤一流人物,周恩来戏称他为“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其人落拓不羁,口没遮拦,处逆境仍吟咏啸傲,却守住一条人格的底线:不卖友求荣,不落井下石。绀弩老人时有惊世之语,或评说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正确的个人(指鲁迅)和错误的组织之争;或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为胡风的文风辩护:有人说,胡风的文章晦涩,别别扭扭,不明白晓畅。我说这些人都不懂得什么是文章。鲁…     

李立三轶事

建国初期,李立三同志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陈云同志兼任主席)兼全总工资部部长,同时任劳动部部长兼工资司司长。那时,他精力充沛,重视调查研究,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在组建工会和恢复生产以及建立新中国工资制度方面,他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在1951年12月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扣上“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两顶大帽子,会后调离了全总。立三同志负责主持全总和劳动部工作期间,我曾在他直接领导下,任全总工资部和劳动部工资司的副职,同他接触较多,深感这位革命长者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很值的我们敬重和学…     

动乱中的乱动

一个“摘帽右派”在那个荒诞年代中,虽然没有大喜大悲,但是透过本文淡淡的描述,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溢于字里行间的那一缕难以言状的苦涩,一缕欲说不能的辛酸……     

愿作蜡烛亮尘寰──读邓宗岳《风雨阳光集》

我从筑垣来到南粤过冬,突然收到老学长邓宗岳君赐赠《风雨阳光集》,大喜过望。往事便不禁涌上心头。我与宗岳相交已半个多世纪,弱冠时曾同饮花溪水,而立之年又同在出版社作编辑,在那场“阳谋”中又一同罹难,年近古稀时又一起受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真是患难与共,相德以沫了。今读宗岳《风雨阳光集》,更是深感他几十年来的著作,总是同风雨过后的阳光在一起;同黔山和南明河的命运在一起;同祖国的学术研究和人民的愿望在一起。尽管他命运多钟,历经磨难,然而他的精神从不沮丧。仅在他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重新站起来的十余年中,由…     

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周培源先生是我父母生前挚友,又是父亲梁思成20年代初的清华同学。当年的清华学生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自豪感,只要一提起“我们清华”,那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30年代,我还是小娃娃时,在几位交往最深的北大清华教授之间,子女们都把长辈们互称为“爸”和“姨”。因此,周老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是“周爸”,父辈则一直称他“周     

整风整社那些日子

一 1957年10月至1961年8月,我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说是“读书”,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正规上课,而是读“活书”,主要是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我们入学时,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学校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端正专业思想。因为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许多人都不愿教书。刚好与我同时入学的刘凡同学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想到将来当教师“心灰意冷”这样的句子。中文系党总支即抓住这个典型,连续召开全系新生大会批判刘凡,     

人在神魔间（下）

1980年夏,我23年前被错划的“右派”获得了改正。但是有关方面告诉我,全家重返上海是不可能的,顶好在原籍安排工作。如果一定要回上海,顶多只能照顾我的老伴,其他子女是绝对不行的。     

小溪流的歌——忆严文井同志

一、“激烈地打着回旋”“我都六十岁啦,不会胡说八道,你放心!” 1975年春,有一天我从国务院文化组回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井同志办公室汇报情况,他笑嘻嘻地说了这么句话,似乎是想多听一些“内情”,又似乎是想让我吃定心丸。“我知道,老社长。”我虽然称他“老社长”,但他绝不是以领导者身份同我谈话,没有丝毫的官架子。记得此前他曾和我聊起访日时,按日本的习俗,同日本朋友一起洗澡,都脱得精光,以表示坦诚相见。我明白他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