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地方自治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相当缺乏。 清末上海的地方自治运动,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即已发轫,为全国首倡。本文准备就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发生原因、机构性能及阶级性质等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 发展经过及其机构性能     

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

在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拆城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拆除城墙是自己践行革命意识最实际的行动表达,"拆城即革命"成为拆城派不自觉的话语体系;而反对拆城者,囿于传统的城防观念,将城墙作为一种安全治安的保障,官方革命行动的象征符号功能表达意识与民间的传统城防观念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和笔战。剖析报刊上的舆论战,一方面可以深层理解无锡拆城筑路背后政府、绅商、市民各自之间复杂的观念与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反映出无锡报界利用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将简单的城市建设工程——拆城筑路,型塑为革命行为象征符号的实践过程。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民国时期围绕南京城墙的“拆”“保”之争

民国时期对南京城墙的存在价值,有一个认识上反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民国20年(1931年)4月国民党由南京市执委会转呈国民政府内政部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的“严令人民不得毁伤本京城垣,并饬负责机关切实保护”并得到认可为界,此前属于“拆城”与“保城”之争阶段;此后属于“保城”占主导的阶段。在     

试论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响

关于清末的地方自治思潮与地方自治运动,已有一些专文作过论述,但大多限于从立宪派、革命派以及资产阶级的角度加以探讨,对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影响,则迄今未曾涉及。实际上,地方自治在清末的最后几年已成为清政府的一项重要国策,而且地方自治普遍推行于全国各地,也是在清政府由上及下的倡导之后。因此,全面研究清末的地方自治,不能忽略清政府地方自治政策的实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即拟对此作一初步考察。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的广度几乎遍及各州县乡镇.虽然各地自治风潮涌动、军阀肆意扼杀,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走向由国民党政府引导推行的道路,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间鉴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保甲制度,日渐控制和干预地方自治.浙江省地方自治在短暂发展之后,愈益背离其本质.     

蔡元培早年反清革命活动探析(1902-1905)

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他感于清廷昏聩,由京畿中枢远走江浙地方,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培养进步知识分子。拒俄运动中,他因受上海的激烈氛围影响,转而领导反清革命。他以中国教育会为枢纽,网罗各种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活动,一时间成为清末革命浪潮里的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传统科考制度中的成功典范,他的革命行止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士人"烙印。短短几年间,蔡元培从晚清翰林转变为革命领袖,又由革命者回归职业教育家,这大起大落的身份转型,既归因于蔡元培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清末数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化。     

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湖南保卫局和上海总工程局的对比研究,具体考察了地方自治在清末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及影响,阐明了地方自治从戊戌时期的官绅商合办到辛亥时期的商办这一发展过程。从自治机构的设置及规章制度的订立方面看,上海总工程局更加完善,并体现出更多的近代色彩。从自治活动内容及职权范围看,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内容更为丰富,而且更具创新性和建设性,其职权范围显然也更宽。保卫局和总工程局的自治活动在许多方面都曾产生积极影响,但后者的影响更为突出,涉及的面也更广。这些都表明,辛亥时期的地方自治较诸戊戌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本文还分析了从戊戌至辛亥时期地方自治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原因和局限性。     

蔡岳与贵州辛亥革命

贵州辛亥革命是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两派携手合作的结果。贵州辛亥革命爆发的关键时刻,蔡岳为调合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为贵州辛亥革命和平光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官治与自治之问：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内容提要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5元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又一次大变局,在这个被称之为"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里,关注世界、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全书利用了大量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从受众层面和地方视角对"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江浙地方读书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教科书以及清末咨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等问题做了细腻而     

“局”与晚清的近代化

"局"为应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兴政务而设,因此从局的发展和变迁,可以看出晚清近代化的步伐.局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局的初步兴起.为了应付1853-1874年间的王朝叛乱,筹款和军需之局在战事中大量兴办.第二阶段为民政事务的局大量兴起.战后,为了恢复地方秩序,局由战事转为民事,其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上海、汉口等初兴城市的地方自治.第三阶段,局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戊戌维新后,局在兴办农工商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清末新政改革,正式以局为国家官制改革的核心.局的兴办模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军幕制度到委绅设局,再到科层管理,局的成熟终于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清末地方自治新论

地方自治最早产生于西欧，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一种与中央集权政治相对立的地方分权思想与制度。这一政治主张在中国最早由黄遵宪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但由于变法的迅速破产，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主张下，加之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自治成了清廷仿行宪政的重要措施，并在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官府直接督导、资产阶级立宪派参与和资产阶级立宪派自发倡办、地方官府认可两种类型。清末地方自治的明显特征是内容上的完整性和实施上的冒进性。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消解:云南省联省自治时期县议事会实际运作之考察

按照《云南全省暂行县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定,县议事会有监督县知事行政、审核县预决算、决议县单行规则及其他县自治事项等权力,但实践中则是传统的县政结构使这些制度设计均落了空。其原因除了学界经常强调的官治与自治之冲突外,还因团体自治与社会自治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冲突,此两种自治观的冲突与消解现象非联省自治时期的云南所独有,它贯穿着自清末至实施新县制之前的中国县地方自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