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学术评论13篇,讨论范围涉及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以及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和历史事件等诸多方面。史学史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论文4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化论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的"新史学"由此诞生。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进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考察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密切关联,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不仅有着自身的发展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

章学诚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分别,后人多以此论上承刘知几"当时简/后来笔"之分。其实两人的分类项目并不对等,态度上也各有轻重。刘说倾向于"历史写作有两步骤",而章学诚欲强调"有两种人,兹有两种历史写作"。此说为近世所重,背景是"新史学"运动带来的"史料"观念革新,与章学诚发论时的情境已大异其趣。近代史学对"撰述/记注"的解读,基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价值高下差异,与章学诚担忧"书繁重而易失"的心态几乎相反。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能呈现一个史学论点在不同学术史语境下的含义变迁。     

关于“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说法

"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学诚将这一命题提出后对后世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六经皆史"是否为章学诚首创存有争议,笔者试着对"六经皆史"渊源的几种不同说法做一总结。     

释“章言史意”——章学诚史学史论述新解

"吾言史意"这句章学诚自我标举的话,是理解其史学史叙述的重要指示——只是"史意"不能仅仅解释成"历史理论或史学观点",而应作"史著的风格"理解。章学诚从六经中抽取两种对立的风格("意"),然后考察这两种风格在史学演进中的起落嬗变,以"意"的波动建立通贯的史学史叙述,展示了一种和现行史学史研究范式大异其趣的独特进路。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周官》与《春秋》从不同角度影响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周官》是其辨析和认识古今学术流变的依据,也是其倡导经世精神的思想源泉;《春秋》则是其倡导别识心裁、独断之学,否定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理论武器。章学诚还强调《春秋》、《周官》可以互相补充,据此将史书体裁分为记注与撰述二种,具有重要史学意义。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正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是最具变革精神的史家之一。他先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学者一百余年就中国历史的编撰形式提出革新的主张,有些见解至今依然可谓不易之论。关于章氏的史学变革主张与思想,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指出他在史书体裁体例、内容铨配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具体见解,重点阐扬其不拘常例、寻求变通的学术准则;另一方面探讨其某些思想和观念(例如"六经皆史")在其探究史学变革过程中的意义。~(1)然而,这些研究所遗颇多,章氏许多治史理念     

读汪高鑫《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

正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指的是二十四史中以民族史传为主体、兼及其他纪传志表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是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民族史、断代史和史学史研究的材料和对象。汪高鑫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他的新作《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黄山书社,2016年),是首部从史学史角度整体探讨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的专著,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重视对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基本理论问题的阐发。以往学界对二十四史民族     

历史撰述的批判与总结——王鸣盛论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利弊得失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无不重视对历史撰述的得失进行批判和总结。作为乾嘉史学名家之一 ,王鸣盛在探讨历史撰述问题时 ,尤其注意考察史书体裁的利弊得失 ,帝纪与人物传记体例的灵活运用 ,以及书志与论赞体例的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同时他又能够联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 ;既重视体例又强调不应为体例所拘 ,反映其朴素辩证的变通思想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会通"思想作为一种古老的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经司马迁的深刻理解和《史记》的运用与彰显,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至元初五百年间几部不同撰述宗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通史著作的面世,把会通思想发展到新的境界,使中国古代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而马端临是评论这一宏大史学现象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方志入史轨迹探要

方志入史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几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早期方志就潜藏一定的史裁“基因”,而被视为重要的史氏流别.二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思想辨清了经、史、志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方志入史打开了通道.三是章学诚确认了方志的史裁特征,并强调了方志的史裁之义.四是近代以来不断刷新的史学思想为方志入史开放了空间.五是新中国修志活动强化了方志的史裁特征.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学与史学互融——张荫麟《中国史纲》文学性赏析

张荫麟《中国史纲》是20世纪30年代为高中学生撰写的历史教材,因张氏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文学修养,《中国史纲》颇受学界赞誉。与其它史学专著相比,《中国史纲》在文字表达、语言修辞、表现手法、叙事特点方面都渗透着灵活的撰述方法,充分体现了史学与文学的互融。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后汉纪》与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时期,大量史著涌现,袁宏的《后汉纪》在诸家后汉史中占有突出地位。魏晋玄学的兴盛对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对史书的体例和内容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汉纪》这部史学著作中,玄学思想在其撰述旨趣、内容、体例以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式上都有所体现,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玄学化倾向十分明显,进而可知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会深刻影响着该时期史学发展的方向。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之再思考——兼评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之比较乃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常见课题。余英时在《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指出章学诚、柯林武德二人史学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二者的史学思想存在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二者各自不同的学术脉络。章氏生当传统中国时代,其史学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柯氏是西方20世纪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旨在澄清历史学的本质,为科学的历史学提供理论依据。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不能一味求同,应正视彼此的差异,唯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探索出中西史学发展的共同道路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