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史学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出现的,这时史注附属于经注;伴随着史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注也逐渐打破此前经注研究范式,探索适合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特点的研究范式;裴注正是对这些探索成果的吸收和总结,并继承了经注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裴注对后世的史注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近代获得了新生,它的出现标志着史注研究范式的确立;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反过来又影响了其所脱胎的经注研究范式。仔细研究二者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现其与学术史上经史关系的变化有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Gan,李秀成等人关于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纪与人类始祖,洪透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代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入中土”; 透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透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修正”,从主观上说,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宗教与政治运动的需要。     

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快,无论是研究成果的增长还是研究主题的扩展,或者是研究范式的转换,都在较短的时间里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缘由,既有中外学术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因此对疾病史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访杨国桢教授

中国海洋史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洋史多年,近期出版的10卷本、300万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是他此前主编海洋史研究系列《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伸,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提倡的摆脱陆地史观范式,以海洋为本位研究方法,在"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更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部了解民国考古学史的必读书——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在我国当前的考古学科建设阶段,学科发展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式是审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标准,中国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范式为主。陈洪波先生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从学科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及其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文章讨论了包括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学科研究倾向在内的多个问题,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教会史和基督教历史观

对教会史（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历史）的重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我们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态度,以及我们究竟想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是满足于表层的概况还是希望有深入和广博的理解。应该如何在我们的外国史研究中给教会史定位？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应该说明一下教会史研究在西方的演变和发展脉络。我在这里基本上没有涉及拜占廷和东正教的情况。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汉学史的研究,多侧重于美国汉学概况、研究范式转变和著名中国学家及其著述的研究,而缺少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之影响这一角度研究的论著。论文就赴美华裔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这一论题作了总体性探析。结果表明,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赴美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他们在美所从事的文史研究是美国汉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美国汉学的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开拓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领域。     

“商业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9年4月6日,"商业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学术研讨会暨《浙江商业通史》编撰论证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商业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关于商业史研究的理论与范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赫治清研究员认为中国商业史是中国历史学与商业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应运用历史学与经济学     

法国比较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方法与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经典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在法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史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比较研究作为历史学克服危机,进行革新的方法被重新提出。比较社会史是对经典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传统的重新发掘与革新,体现了比较方法与社会史方法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比较社会史从超越民族国家史出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视角。而来自"文化迁移"、"交叉史"等相关研究范式的质疑与竞争,有助于比较社会史进一步厘清它的研究理路,使之与上述研究范式一起共同推进对欧洲共同历史记忆乃至全人类发展进程的历史书写。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误解与反思——武夷山案例研究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常被视为旅游开发与管理中的常识,不少开发者也因此对文化旅游地开发付诸极大的热情,但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文化遗产地都能因为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而成为游客追逐的热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需要进行深入思考。本文通过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研究发现,大众游客只能感知到文化的一些表层元素,他们希望对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包装与充分展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思考。本文认为,文化元素在旅游活动中非常重要。但只有经过充分解说与合理展示、让文化不断“活化”、能够让游客真正感受到的文化,才能发挥“灵魂”的作用。     

“巴蜀文化”研究发韧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正式提出来的。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内迁,国内许多知名教授和专家学者进入四川,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其中一些大学者,鉴于四川上古史的复杂性,开始潜心研究有关史料和当时极为有限的考古资料,于是提出"巴蜀文化"的命题,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辩,巴蜀文化研究竟一时蔚然成风,终至成为一个科学命题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承认。     

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

河南渑池仰韶村是仰韶文化所从取名的地方,发现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安特生和袁复礼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后来的一系列田野工作,更加深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连续发展,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心的主体.     

文旅融合下的博物馆公众服务:新理念、新方法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既是博物馆发展的重大契机,也是博物馆面临的全新挑战。博物馆旅游成为新的旅游形式,这批游客也成为新的博物馆观众。因此,博物馆要创新公众服务的理念与方法,对社会公众进行分众调研、分众服务,主动引导社会公众欣赏历史艺术、体验美好生活;找准博物馆的旅游定位,将博物馆打造成为兼有历史、人文等多种价值的文化景观;构建"博物馆+"的连接模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Rhetoric of un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making of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The fundamental aim of th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is to emphasize the obvious cultural diversity of Europe, while looking for some underlying common elements which unify the various cultures in Europe. Through these common elements, the EU policy produces ‘an imagined cultural community’ of Europe which is ‘united in diversity’, as one of the slogans of the Union states. This discourse characterizes various document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the EU cultural policy, such as the Treaty of Lisbon, the European Agenda for Culture and the EU’s decision on the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program. In addition, the discourse is applied to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events in 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 in practice. On all levels of the EU’s cultural policy, the rhetoric of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unitedness in diversity’ is related with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fostering common cultural heritage.     

河南民权县牛牧岗遗址发掘简报

2007年9~12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对牛牧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商文化以及东周、西汉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龙山文化遗存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东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皖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皖江文化就是皖江地区人从古到今在处理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具有源远流长、文化世家多、开放程度高、创新意识浓、辐射力强、发展不平衡和自主性不足等特点.     

太湖地区周代文化初探

在吴文化研究中,吴文化发源于太湖地区还是宁镇地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根据太湖与宁镇地区印纹陶某些特征的一致,认为西周后期两地区的文化面貌已“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吴国由宁镇地区东进到太湖地区的论据。笔者认为全面准确认识太湖地区周代文化面貌...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