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述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高等教育的发展、文理科不平衡、大学生自身对职业要求过高等原因,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重,对此,国民政府通过采取增设职业介绍所、制定法律、改革学校教育、鼓励学生回原籍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大学生就业机会。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压力,但由于社会的日趋动荡及政策措施中的不足等原因,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国民党海外党报管理政策述论(1927-1945年)

1927年至1945年间,作为国民党新闻法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外党报管理政策,是国民党对海外党报进行思想、活动和言论控制的重要手段。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尽管这些政策具有鲜明的海外特色,并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其仍然是国民党以"党化新闻"、"党控新闻"和"新闻一元主义"为核心的新闻统制政策在海外的延续。     

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

随着抗战的胜利,民族矛盾的缓解,国共冲突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制服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势力,确保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当前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从外交方面来说,这一点也是国民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基本依据,鉴于国民党当时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寻求外部支持显然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战后世界同中国事务有重大关系的大国,主要有美苏两家。蒋介石等人出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考虑,从未寄奢望于对苏外交。他们所谋求的仅仅是同苏联“和平共     

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东南亚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美国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以致于宏观地评论美国的亚太战略、微观地分析越南战争都成了世界史、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在研究中,史学界往往把1945—1949年的美国对东南亚政策完全等同于50年代后的政策,下一个“从冷战格局出发,企图建立反苏反华的半月形包围圈”的结论,或者干脆略而不谈。实际上,这一时期正值美国在东南亚奠定其扩张基础,无论从介入的目的还是从介入的方式来看,都与50年代后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不能轻易地略而不谈。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整个发展…     

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述论

1927—1936年间上海、天津等地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与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活动表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组与整顿,但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并未完全屈服于政府的强权统治,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政府与商会关系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化,在政治、经济层面有着不同的内容,仅仅归结于政治上的互动或用一个模式加以概括则很可能失之简单或片面。     

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特种区考论（1935—1945）

1935年至1945年间,福建先后设有12处特种区,其设置始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的"分区设署"政策,最初参考了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的设置模式。1935年开始分设区署时,福建省府提高了部分普通区署的权责、经费,称为特种区,仍为县辖政区;1937年厘定职权、强化机构、划定边界,成为准县级政区;1940年后因推行新县制,或升县,或降普通区,仅周墩、柘洋二区作为预备设县单位予以保留,职掌已与县相仿,至1945年正式改县。随着基层分区制度不断调整,特种区规制逐渐向县制轨道靠近,但因区域小、人口少,内生设治动力有限,只有少数升格为县。特种区的置废历程不仅是福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县辖政区的演化逻辑。     

1945-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审计组织建设述论

建立和完善政府审计机构,加强审计人员管理,是南京政府审计制度建设的一大特色,也是推进政府审计活动的重要支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着手修正审计组织建设的法律法规,返迁、重建、调整和扩充政府审计机构,不断完善审计人事管理制度,多方开展审计工作,以发挥政府审计在战后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中的监督作用.但受内战和政权性质所限,国民政府审计组织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并最终随民国政府的败退台湾而消亡.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侨务政策的回顾

论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八次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主要精神的梳理,阐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侨务政策的演进过程与特点。论文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侨务政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到其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到现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服务,侨务工作始终坚持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战略部署确定自身的工作重点,也始终坚持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关注海外侨胞的生存发展。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不断改革创新,是侨务工作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战后国民党党媒企业化变革述论(1945—1949)

抗战末期,国民党中央以"壮大党报实力"、"巩固本党新闻事业之基础"为名,决定推行党媒企业化变革,但对党媒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造并非单纯的经济变革,而是行宪政制变革中的一环,它的发生与发展既有宪政的要求,又有政争的目的。从结果看,一些党媒通过企业化变革成立了股份公司,甚至取得了经济独立,但这些成就的获得仍然离不开政策扶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此种在党政扶持、推动下的党媒企业化变革,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运行的深层介入,不仅难以解决党媒的深层困境,并将为腐败滋生提供新的温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述论(1943年6月—1945年12月)

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创建了国际情报部,其主要职责是领导欧洲各国共产党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具体包括支援东欧各国的游击战、在各国战俘中开展工作、通过报纸和广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占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等.此外,国际情报部还协助联共(布)中央领导各国共产党,在解决各国共产党重大问题中发挥信息沟通和决策咨询作用,同时会同各国共产党处理一般性事务.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演变（1945—195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偏离了《莫斯科宣言》的方向 ,将奥地利作为被盟国解放的国家 ,反对追究奥地利的战争责任 ,极力推动奥地利的经济复兴和国内秩序稳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8 4号文件和第 1 6 4 1号文件乃是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重要纲领。美国以奥地利只能向苏联支付实物赔偿和武装中立为条件 ,同意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促进奥地利的亲西方倾向 ,成为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长期目标与重要特点。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显示出史坛的勃勃生机     

1932—1933年罗文干出长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罗文干1932年1月28日至1933年12月2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担任外长期间,他处理对日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对日本的侵略要坚决抵抗,在此前提务件下再依靠英美等国解决中日冲突,而不是完全依赖他国;同时,由于日本企图通过同中国直接交涉以强迫中国接受其奴役条件,罗坚决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就他同蒋介石的主张来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在依靠西方国家政策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蒋任命罗兼任外长;由于在是否坚决抵抗和是否妥协的问题上不同,两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矛盾．罗因之被免职。     

海外印度移民及印度政府的侨务政策

作为人口大国之一 ,印度与中国一样 ,有着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及其后裔。目前 ,海外印度人已超过二千万人 ,分布在 1 1 0个国家和地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海外印度人对所在国和印度影响的增强 ,海外印度人在印度及海外都引起了比以前更多的关注。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吸引更多的海外印度人投身印度国内的经济建设 ,为印度的发展作贡献。本文概述海外印度移民的基本情况 ,分析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联系及对印度的影响以及印度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 ,希望从中能得到某些启示 ,从而对中国的侨务政策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     

1924—1925年上海电话加价案

电话的发明与使用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电话收费问题从其使用一始也随之出现。在最早接触这一新事物的上海人,特别是为了招揽生意方便的商业团体,由于不满电话公司增加话费,于1924—1925年就曾为电话收费问题与电话公司进行斗争过。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不曾放弃自己的要求,以致造成不小的损失与不便,持续了半年之久,双方做出让步,但也没有最终的解决。此次电话费加价风波,为按次计费制拉开了序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1931—1945)》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62元相对于陆防和海防,空防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作者立足于对已刊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外交资料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以及部分省市的未刊档案资料,系统研究了从1931年到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有关防空建设的各项举措,分析其成败得失,并尽可能作出客观评价。该书涵盖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个领域,研究视角既不专于航空史,也不限于军事史或空战史,而     

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

1943年11月下旬在埃及首都开罗,美英两大国首脑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举行了著名的“开罗会议”。中国与美英同起同坐在会议桌旁共商世界大计,这尚属首次。一时间,中国报刊广布所谓中国进入世界四强的舆论。但是,正在一些中国人春风得意之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很快又在伊朗首都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餐桌旁,开始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了。这次会议的前夕,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密电斯大林,建议中国领导人参加该会。第二天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称“德黑兰会议”除美英苏三强之外,“吸收其他任何国家的代表参加的考虑都应取消”。斯大林并把此意电告罗斯福。邱、罗对此均表赞同。此后,美英苏之间,就“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