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

桐城派的传承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授徒等传统教育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上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关系的文学派别。桐城派成员之间广泛存在着“师事”或“私淑”等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是维系桐城派的重要纽带。桐城派的存在是如此依赖于传统教育,以至于传统教育体制在晚清走向瓦解时,桐城派也就自然失去了生机。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袁世凯与桐城派

袁世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袁世凯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发迹之时的贵人吴长庆,后保荐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深受桐城派影响。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聘请桐城派学人为师,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大力宣扬桐城派古文。民初总统任上亦不忘提携,积极支持,桐城派得以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为助其施政,袁世凯网罗任用了一批桐城派名流于其幕下,他们对教育、经济、政治变革多是积极参与。袁世凯与桐城派之间的政学互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桐城派与清代歙县岩镇金氏家族关系考论

乾嘉时期快速兴盛的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关系密切.金氏家族特别推重刘大櫆的古文,器重桐城古文的传承者,并以新兴大族的实力吸附着文人学士讲学习文,俨然成为早期桐城派古文传播的中心;桐城派作家应金氏家族请求而写的传状类文章以及与金氏家族相关的诗文成为记录其家族发展、展示其精神风貌的重要资料.金氏家族及其历史因桐城古文的书写而穿越地域时空至于不朽,桐城古文因金氏家族这个徽州文化交流中心的推崇得以广泛传播.探讨桐城派与歙县金氏家族的关系,对于研究桐城派的传播和徽商家族文化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千古文章未尽才——戴名世论

戴名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第一个天才的作家,但他却在千古奇冤的“南山集案”中丧命。关于“南山集案”,史家有种种记载,民间有种种传说,连小说家吴敬梓也将之摄入作品,《儒林外史》中《高青邱集》即《南山集》的代称,作为禁书它简直是灾祸的象征。仅此足见戴名世及其悲剧的巨大影响。然而,多少年来,戴名世的名字似只凝铸在那血迹斑斑的“南山集案”上,而他作为一个文、论并茂的古文作家的形象,却鲜有人论及,甚至在桐城派家族里也难以找到他的位置,这就不免在其命运悲剧之上又横添一重文化悲剧。鉴于此,我则愿以此述评献给有志于了解戴名世的读者诸君。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

<正>岭南之广东与江南之安徽、江苏相距千里之上。清初,交通尚不发达,舟船缓慢,人马劳顿,迁徙不便。然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确有交集。第一,三大家核心人物屈大均与桐城方以智、钱澄之同为明末高僧觉浪道盛的弟子,在承传和发展高僧衣钵上,有共同思想基础。第二,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与方以智、钱澄之,以及戴名世等桐城派早期作家,都是明末遗民,反清复明的心理情结又自然地相通相惜。第三,屈大均、钱澄之、汪琬、薛熙,以及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     

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

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周中明第二次史学沙龙活动的议题是：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由于我近年来担负着国家教委下达的一项科研任务,正在着手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看了不少资料,所以我对桐城派多少有一点发言权。乘此机会,我想向学术界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价桐...     

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对桐城派的三点认识

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对桐城派的三点认识蒋国保编者按：末期史学沙龙的议题为“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合肥地区的同仁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４日开展了沙龙活动,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异见纷呈,争论激烈。我们竭诚欢迎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就这一议题赐稿,进行...     

论姚鼐的政治思想──纪念姚鼐逝世180周年

论姚鼐的政治思想──纪念姚鼐逝世１８０周年周中明“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①”当今对姚鼐等桐城派的作家政治思想的这个权威评价,难道经得起客观实际的检验么？姚鼐作为我国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参加入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如今...     

从几封尺牍看刘大櫆的为人与为文

正桐城派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甚多、影响范围较大的文学流派,无疑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研究价值,桐城派研究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增长点。在桐城派的研究中,"桐城三祖"又是被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桐城三祖"之中,方苞为鼻祖,姚鼐为集大成者,且两人都中进士,在京城为官,是康、乾文坛较有影     

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

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引入学术史视角深入研析。揆诸史实,将桐城派驱离北大客观上起到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这一举动源于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背后的实质乃"汉宋之争"。清代的骈散、汉宋之争属文学和学术发展史上的常态,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时,此一争论则具有打着传统的旗号服务于现实目的的色彩。同时,章门弟子对桐城派的种种责难,不仅基于文学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也夹杂着"学者"对"文人"的轻蔑态度。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语境而论,为"新"文化做铺垫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仍为"旧"。     

国木田独步的《源老伯》与鲁迅的《祝福》之比较

人类的文学有其共性，在文学史上，不同国度、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情节上相似的现象屡见不鲜。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于１８９７年发表的《源老伯》与鲁迅在１９２４年发表的《祝福》就是两篇在情节上相似的作品。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国度、时代以及作家的思想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就是在情节相似的情况下，小说的主题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这两篇小说情节上的相似性来发现其内在的联系，并通过探讨两篇小说主题的不同来进一步阐明作家的文学及人生观。　　一、情节相似的两篇作品国木田独步发表于１８９７年的《源老伯》描写了一…     

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

本文将百年来的桐城派研究分为20世纪前20年、20至6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考察,同时对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桐城派研究状况也作了简要介绍.     

针对参观心理的陈列对策

<正> 博物馆陈列的直观性和感染性符合现代观众在接受信息源时的非强制和非灌输性要求,因而最适合现代人们自我教育的需要。每一个带着不同参观动机的人进入博物馆,陈列工作者都有给予他一定收获的任务。因此,研究参观心理,并努力寻求对策,是现代博物馆陈列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四种参观心态的交融和撞击 观众的参观行为产生于不同的参观动机;不同的参观心态,产生不同的参观效果。参观心态的不同源于参观者的年龄、职业和文化教养的差异。根据我们多年的观察,支配博物馆观众的是四种心态的交融和撞击,这就是:求知心理和猎奇心理共存,自主心理与从众心理同在。     

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及其《尚书》学研究——以《经义寻中》为中心

宗经阐经作为桐城派古文创作和批评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桐城派学者奉为圭臬。晚清桐城派学者杨琪光（1835—1890）在经学研究方面常为人所忽视,有《尚书文义》《百子辨正》《读史臆说》等著作传世。《经义寻中》是杨琪光读经笔记,论述既有古文风范,又发汉宋诸家所未发,尤其是对《尚书》篇章的品读。《经义寻中》从文章学角度品评了读《尚书》之法,其中“道”“德”“气”概念的运用是古文法与经学融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