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的“平”

<正> 一、释平甲骨文中的“平”原作“■”,字从臼从用从土,是一个会意字。完整的字形见于西周初期的《小臣(?)鼎》铭文,象人手持农具平土之形。“用”象征农具,可能是“(?)”,《诗经·臣工》云:“(?)乃钱(?)。”毛传:“(?),锄也。”《国语·齐语》云:“挟其抢刈耨(?)。”韦注:“(?),(?)也。”《释名·释用器》云:“(?)     

论“春秋笔法”在六大古典小说敍事结构中的作用

“春秋笔法”是中国小说叙事学的基本特徵。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叙述者、叙事视角层面,小说修辞技巧层面,更表现在小说叙事结构层面。本文旨在从小说叙事结构层面探讨作家在小说整体构思上如何通过“笔则笔、削则削”寄寓褒贬之义,即探讨“春秋笔法”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作用。从六大古典小说叙事结构特徵看,大致可分为“缀段式”和“网状式”两种,但都以“纪传式”为基础。这一结构特色使作家能更加自觉地运用“春秋笔法”寄寓褒贬之义。     

先秦“三胡”综考

“三胡”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按照《史记·赵世家》索隐的说法,“三胡”指的是林胡、东胡与楼烦。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奴婢”拾零

“奴婢”一词,《辞源》的解释是：“丧失自由被剥削作无偿劳役的人。通常男称奴,女称婢。《史记&;#183;平准书》：‘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后也用为男女仆人的泛称。”《辞海》说“奴婢”是“古代称罪人的男女家属没入宫中为奴者,后泛指丧失自由,被人奴役的男女。《三国志&;#183;魏志&;#183;毛蚧传》：‘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又太监亦以此自称。”《汉语大词典》对“奴婢”的解释是对《辞源》和《辞海》的综合。笔者在阅读白话小说的过程中,注意到《秦并六国平话》、《水浒传》中都数次出现“奴婢”一词,而词义皆不在《辞源》、《辞海》所释范围之内,而是别有一义。今姑罗列所见语料如下,并稍加申述,至于深入探寻“奴婢”的词语发展变化,则有俟方家矣。     

在“门”的背后

夜,两扇柴门半掩着,一束月光,悄悄的从门缝间射入门内。这一幅场景表达的是什么？古人说就是“门缝”啊,然后用一个字（符号）“间”来指代。“间”初生时,是被写成像画一般的“晶”,其形就像月光从两扇门中透入。后来篆文将月移到门中,遂变为陨,再后来,改月为日,又至简体,就成我们今天看见的“间”了。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中的“顿悟”技巧

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蜚声文坛。她的小说非常注意捕捉人物的瞬间印象,表现人物瞬间的心灵感悟,从而营造气氛,揭示主题。这正是她对“顿悟”技巧的运用。她把这种“瞬间的心灵感悟”叫做“Glimpse”,与詹姆斯·乔伊斯后来称为的“Epiphany”异曲同工。“顿悟”是曼斯菲尔德小说的精髓,同时也是她使英国短篇小说进入现代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寿比南山”的来历

不久前从报刊上看到署名文章《寿比南山的来历》使我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得知这一成语源出青州城南的云门山,因山上的石刻“寿”字,仅其下“寸”字就比人身还高;人们到此与“寿”字比高,故曰“寿比南山”。据我所知,“寿比南山”的出处也还另有一些说法,特作几点补充意见：(一)这一成语在南方各地多用于祝寿的对联,即“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里是把“不老松”的长青比喻长寿健康。(二)据经典的说法是出自《诗·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这里也是把“南…     

“三言”“二拍”中的侠盗形象

“三言”、“二拍”中有多篇小说描写了侠盗形象。这些侠盗,按其侠义行为,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其二是“劫富济贫,仗义疏财”的神偷;其三是“受人滴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的剑侠或盗侠。这些侠盗形象,较之以往文史作品所写的侠盗,明显地着染了市井细民的意识色彩,寄寓了作者对于世道人心的感慨,因而也就具有了一些新鲜的朝代特征和较为独特的人格魅力。     

汤阴北宋窖藏出土“五金”铜钱

2002年底,余在豫北汤阴见到20多公斤窖藏铜钱。经清理,窖藏钱币除少量汉、隋、唐、五代十国(前蜀、后周、南唐)钱币外,绝大多数是北宋钱,北宋钱以祥符元(通)宝为最多和最晚,故窖藏钱币应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入藏。窖藏中发现一枚径21·7、面穿8·3、背穿7·7、厚1·3mm,重3·3克的“五金”铜钱。该钱“五”字篆书、“金”字隶书,文字粗壮、深峻,面具内外郭,穿孔斜削,面穿大于背穿,平背。形制与四川以往常出的铁五金相同,两者应为同期之物,铸地拟应也在蜀地。根据川东奉节①、川西温江②出土的铁五金多伴随铁开元、乾元、广政出…     

班固“小说观”之我见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小技”,始终处于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卑下的“末学”地位。当今天人们在为小说鸣不平的时候,往往追本溯源,把这一桩错案归罪于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因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诸子十家之后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把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     

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综述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事件 ,不仅在当时引起岛内外舆论和各党各派的广泛关注 ,而且对此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及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 ,“二·二八”事件是了解和认知1 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给台湾人心灵上造成的创伤至今尚未被完全抚平 ,因它而出现的台独意识和台独运动仍在冲击着海峡两岸关系及祖国统一大业。 50多年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解释和评价经历了极其曲折的发展历程 ,台湾当局 (包括国民党和民进党当局 )、…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     

试论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

“遏制”和“解放”都是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实施的主要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略。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1904—)是“遏制”的鼻祖,而约翰·F·杜勒斯(John F·Dulles,1888—1959)则是“解放”的主要鼓吹者。凯南的“遏制”与杜勒斯的“解放”是对立的还是相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     

“鬼”玉考

“鬼”玉是最近提出的中国古代玉材及玉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是指《禹贡·冀州》所记的冀州属地及其北部包括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的玉材。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耕作、生活、繁衍的“鬼”部族及其近亲部族曾被载入史册。该地东萨彦岭和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等玉产地为其玉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石峁出土的126件玉器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鬼玉的珍贵遗产,其中的黑玉圭、璋等玉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玉器。鬼玉(即石峁玉器)与所见贝加尔湖西南古文化玉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源头可能不在贝加尔湖周边,而在其附近或距其不太遥远的地方。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发”人刍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一支被称作“发”的古代居民。《逸周书·王会解》记作“发人”,《管子》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记作“发”,《大戴礼记·少闲篇》则记作“北发”。 《管子》一书的《揆度》和《轻重甲》篇均有“八千里之发、朝鲜”的记载。春秋时期,燕与朝鲜(箕氏朝鲜)东西相接,发人自不会在二者之间,而应在燕之东、朝鲜以北求之。 发,《集韵》注为:北末切,入声,末韵。郭沫若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