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

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王卫星抗战爆发后,中国不仅进行了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同时也进行了全国经济的总动员,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转入战时轨道。资源委员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筹办、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经济部门,其自身及所属重工业厂矿的发展与否,直...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

抗战爆发时,中国的国防重工业尚比较薄弱,相关的工业技术也比较落后,技术人才更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作为当时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政府机构,为了满足中国战时对国防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为了使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在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持久抗战以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资源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

资源委员会是抗战前设立的主要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计划与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秘密机构 ,它的设立是直接为抗战作准备工作的。以往人们在论述抗战准备时 ,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准备方面 ,然而现代战争与其说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 ,不如说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 ,本文以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 ,分析、研究资源委员会为抗战所做的经济准备 ,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一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一方面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1 932年 1 1月 ,经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钱…     

资源委员会江西省政府合办江西省重工业理事会1942年年报

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地区相继沦陷,原集中于此的重工业企业或关闭,或迁移,国民政府为保障国防需求,在华中、西南等地大力发展重工业。在此背景下,江西省政府与资源委员会合办机器、炼钢、硫酸、车船、电工五厂,并于1942年4月成立江西省重工业理事会,对各厂进行监督考核。本组史料即为该理事会1942年年报,对各厂的沿革、组织、计划、资产、业务发展等方面均有所反映。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抗战初期民营工矿辅助军需生产的一件史料

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民营工矿辅助军需生产概况二十七年十月底止抗战军兴,兵工之需要激增,民营工矿自宜以辅助军需生产为第一要义,次及民生必需品之供求。我国工业原尚幼稚,而仅有之少数工厂且多集中于沿海各省。为谋实现辅助军需生产之目的,首须将沿海厂矿迁移内地,然后再斟酌需要增建新厂,故政府于沪战爆发,即令资源委员会办理上海迁厂事宜。二十六年十一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成立,更扩大迁厂范围,成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进行迁移迫近战区各省厂矿。当时拟定迁移厂矿范围如下:     

资源委员会与国立清华大学关于合作进行云南省水力发电调查工作的相关文电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主要职能在于重工业的规划设计及重要自然资源的调查开发。本组史料选自资源委员会全宗,反映了战时资源委员会为求水力发电之长远发展,与国立清华大学合作展开云南省水力发电调查工作的大致经过,由此可管窥战时水力发电调查诸环节之一斑。     

抗战生命线:京滇公路与战时运输

随着建设西南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国防战略的确立,打通南京通往云南的京滇公路的国防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湘、黔、滇各省政治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京滇公路西段的建设和连通造成较大妨碍。国民政府抓住追击长征红军的难得机会,督促各地方实力派赶筑公路,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夕将该路全线打通。京滇公路的全线打通,促使西南国防交通网得以初步形成,堪称中国对日抗战"最低度"准备之一。抗战爆发后,京滇公路不仅成为了后方军队、物资输送前线和前线物资、单位、人员撤向后方的交通要道,还是连接滇越、滇缅、"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国际运输线的关键线路,为战时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论资源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再论资源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陈杏年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是国民党既属于政权机关又兼营企业的特殊机构，是国民政府管理和主办重工业建设的最重要单位。１９４９年底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被人民政权所接收。对于抗战期间资委会作用的评价，在８０年代以前...     

蒋介石与第五战区——兼论《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几处失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立“大本营”,为战时最高统帅机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大元帅,“统率海陆空军”,并“指导全民”,进行抗战。抗战期间,军委会一直是最高统率部,蒋介石始终是最高统帅。第五战区是最大战区之一,战略防御阶段曾进行或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仗打得相当艰苦和顽强,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等一些胜仗。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委会设立委员长桂林行营(又称西南行     

全面抗战前后福建电影教育述略

20世纪30年代,福建电影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并未因战争陷入停顿,而是因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为适应战时环境,福建电影教育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变化,其主管机关先后经历了电化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处、战时民众教育处、军管区国民军训处、电化教育服务处等时期。其次,在教育影片摄制方面,前期主要以乡土题材为中心,全面抗战后纳入了抗敌题材,并以之为中心。最后,全面抗战后广泛采用巡回等方式进行施教工作,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作用,为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四联总处与抗战初期上海金融市场变动

抗战爆发前,中国整体金融经济发展势头表现良好,已形成上海金融中心。金融实力侧重于华东地区,表现出银行存款过多、资金流动不灵活、实业建设投资较少等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图实行工业地理格局大迁移以及相应的金融机构布局调整。为调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力量应对战时金融所需,国民政府在上海初创四联总处,借此提升中央金融管制权力。四联总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央行获得管控中行外汇的主动权,统筹四行资金贴放工商业建设,铺设四行金融网将金融力量转移到内地。国家金融中心顺利从战前上海整体转移到内地大后方重庆,开展抗战金融的特殊运作模式。金融力量与战时中国共同进退。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构筑国防工事的权衡与实践——以巩洛区国防工事为例（1935-1937)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亟须进行防御工事建设,以加强防卫力量。蒋介石等人根据国际局势演变,并盱衡国情,逐渐确立了构建要塞、保护核心地区的国防策略。巩洛地区位于中原核心地带,其军事价值不容忽视。为此,国民政府于1935年年初,决定在该地区修建永久性国防工事,并要求地方军事长官规划、实施。基于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考量,二者国防工事构筑方案存在分歧。且囿于经济能力,国民政府难以满足地方防卫建设所需资源,修筑期间双方就此问题多有交涉。最终,该工程在诸多因素推动之下,于1937年年初全部竣工,形成沿黄河带状防御工事体系,在抗战期间起到了一定的预期防御作用。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国家权力、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经营——以通用机器有限公司(1946~1949)为例

通用机器有限公司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创办于上海的国有机械制造企业。资源委员会委派私营企业家马雄冠作为公司负责人,并肯定了马雄冠的"纯商业化"经营路线,使公司能边基建边投产运营,缓解了资金压力,在恶劣的局势下取得较好的成绩。尽管马雄冠为公司注入了企业家精神,但公司的销路问题有赖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其技术引进也由资源委员会负担了大笔先期资金,因此,该公司的成功是良好政企关系的产物。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

抗战爆发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经衰微,手工纺纱因无利可图被生产者所弃,同时部分手工织布因技术有所改进而得以继续存在。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但是,四川原有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其中棉纱短缺尤为严重,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提倡手工棉纺织业满足战时所需的同时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在政府政策措施的刺激下,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起死回生且部分技术较之战前还有所改进,在战时棉纺织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战时机器棉纺织特别是机纱生产能力不足情况下的暂时繁荣,其技术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更未如战前中东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形成半工业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