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太一祭祀研究

太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秦及西汉武帝前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并无"太一"神,自武帝初年,太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元鼎五年武帝在甘泉宫修建泰畤,专祀太一,太一祭祀从此成为西汉最高国家祭祀。甘泉泰畤的设立,不仅为西汉王朝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也带动了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的最大变革。通过对至高祭祀对象与结构的改革,武帝全面变更了秦的旧祭祀格局,建立了汉家法式。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虔敬朕祀——秦祭祀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

秦人祭祀始于襄公,文公徙都汧渭之会后又作鄜畤等祭祀设施,随着都城迁移在雍城周边形成了以雍四畤为中心的祭祀文化体系,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及伏腊等五大类祭祀,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相关祭祀不仅见于古代文献,并多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秦国都城迁徙到栎阳、咸阳后,雍地的祭祀中心地位一直未动摇。秦始皇统一六国,雍地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相关礼仪经整合、增益而推行于全国。西汉王朝建立后,不仅继承秦代的政治制度,也沿袭秦的祭祀礼仪并略有增益,进一步形成了以郊雍为特色的西汉国家祭祀礼仪。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

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四川漆器的早期发展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将商周至汉的四川漆器发展演变进行了新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五期,即商周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每期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

<正>目次前言一龙山时代政治格局二中原中心政治格局的兴衰三三代历史山川与周王朝的建国蓝图四禹迹:想象的文明空间结论前言所谓文明,叶斐定义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古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1]。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认同。在口     

西汉王朝的辖区设治与戍防

本文通过西汉王朝的辖区设治与军事戍防的探述,揭示该王朝经邦治国的若干层面及其利弊得失。文中探述表明,西汉更秦而立,开创了早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非凡业绩,作为经邦治国的重要领域,其辖区设治与军事戍防的建树和成功的一面,直接促进了国内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繁荣发展,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前进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汉王朝弊政的产生和积累,最后加速其灭亡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值得加以总结、吸取。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青海高原山脉地理格局与地域文化的空间分异

早期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发生在相对隔离的种群与自然环境之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由于交通、经济、科技等的高速发展,文化的交融和渗透十分普遍。青藏高原相对独立、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青海高原内部由于高大山脉的阻隔和屏障作用,文化的空间分异相对清晰,文化的交融和渗透还不十分广泛,在现代文化中保留有早期文化的特质。青海高原山脉分布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不同的山地文化,在祁连山与昆仑山之间的湖盆地区产生了昆仑山文化,两山交汇处为昆仑文化的核心区;祁连山西北段为多民族融和的山地文化区,东南段的河湟谷地,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将其命名为唐古拉山文化,其内部以巴颜喀拉山为界分为康巴文化和安多文化两个副区。本文通过对青海山脉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文化的空间分异作初步探讨,旨在揭示青海多民族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体系,为青海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     

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人熟知,但北魏的开创者道武帝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时,如何调整与汉族士人的关系,如何将地方大族重新纳入新的国家政权,是解释孝文帝汉化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道武帝在国家制度建设以及任用汉族士人方面的作为,探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异族政权初入汉地之际胡汉融合的历程。     

Innov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of Emperor Qin Shi Huang’s Mausoleum

Terracotta warrio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urial system of the Emperor Qin Shi Huang’s Mausoleum and are the funerary objects of military themes. The appearance of terracotta warriors broke through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of burial pits in early tombs, expanded the scale and object of burial, and realized the complicated and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burial. Its emergence is related to the blending of the pre-Qin tradition and the concepts at that time, such a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sacrifice, the rise of the burial of figurine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funerary objects and objects for the living, etc., together with the ruling strategy of the Qin Empire and Emperor Qin Shi Huang himself,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erracotta warriors.     

思想与行动的距离——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观

中国古代先后两度出现性质相当不同的资源环境困境。第一次是西周至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山林川泽自然资源不敷利用,资源困境的忧思催生了早熟的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理论和礼法制度。第二次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爆炸”造成的巨大资源(特别是土地)危机和生存压力,使18世纪末期(1790年)成为历史上的环境拐点,山区毁林开垦迅速显现出恶劣的环境后果,促使当时社会展开以山林保护为重点的环境保护思考和行动。两者之间是一个思想与行动都显得相对平淡和迟滞的阶段,但也有若干历史情节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围绕山林川泽之利,发生了国家从“专山泽之利”到放弃山泽垄断的制度变化;二是先秦诸子的自然观念和资源保护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一次明显升华。     

武夷山名义考

武夷之名始于汉武帝时期,"武夷山"之所指历代都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乃九曲溪贯穿而过的一片秀美峰岩。因境内名山之故,崇安县自宋代建县,已有"武夷乡"政区名。近代地理学发展,上世纪30年代始有武夷山脉命名,武夷山所指范围扩大,也导致名称的多义甚至歧义。1956年江西铅山诞生第一个武夷山地名"武夷山垦殖场",1998年改为武夷山镇。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武夷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成为跨省地名,但地块分割,各有所属。     

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瘗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车马被用于祭祀,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诗经》乐器考论

被明代刘濂称为“乐经”的《诗经》,涉及的乐器实为二十八种。杨荫浏先生“有二十九种”之说,不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仔细审视二十八种乐器在《诗经》中的分布,可以发现：（一）琴瑟已由宫廷庙堂走向华夏各地,融入社会各阶层,制造也讲究选用桐、梓等木料,迎来了弹弦乐器发展的新阶段。（二）打击乐器主要还是用于殿堂宴乐、宗庙祭祀、朝聘礼仪等。这些承袭的乐器,较之其前：第一,大小、形制等发生了多种变异,种类明显增多;第二,制作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三）当时器乐合奏相当发展,如琴和瑟的组合、“钟鼓之乐”等。（四）《雅》之所以涉及的乐器最多,一是周王畿的诗,二是来源复杂,三是反映社会现实既深且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