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对高丽的政策探微

明朝建国后,考虑到北元的威胁,主要对高丽采取怀柔的政策,但是由于高丽在辽东问题上企图与北元势力结成联盟,明朝对其又不得不采取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通过与高丽暂时断绝关系,加快对辽东的攻势等措施,迫使高丽与明朝合作。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李朝初期对女真的政策

随着元朝被推翻,女真人居住的中国东北和朝鲜北方地区,一时成了权力的真空。李朝初期对女真的政策,恩威并用,积极而谨慎,对女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威慑力。有时虽动武过当,也未对明朝形成更大的刺激,值得研究。一　对女真的争取措施元朝灭亡后,明朝的势力一时还无力接管元在东北的全部版图,只能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洪武四年（高丽恭憨王二十,１３７２）设辽东卫指挥使司、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后,才逐渐开展对女真的招抚和安置。洪武十九年（辛礻禺十二,１３８６）,设立东宁卫,专门管理付籍的女真和高丽人。洪武二十八年（朝鲜…     

元末明初朝鲜半岛的女真族与明、朝鲜的关系

元末明初高丽及李朝乘元末国势衰微,明廷势力尚未深入女真地区之机,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积极拓展领土,对世居此地的女真人强行驱逐,逼迫归附。明朝势力进入元故地后,对当地女真人实行了有效管理,进而与朝鲜关于女真归属问题,发生尖锐的矛盾纠纷。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明初铁岭卫事件再考察——兼论明朝的东北边疆观及其反作用

明初的铁岭卫事件是学界讨论已久的事件。其争鸣的焦点主要是铁岭卫初设地的位置何在。目前最新观点是"辽东奉集县旧铁岭城初设位置及非移动"说。此前的诸多观点,皆有可疑之处。明朝设置铁岭卫是为了明确与高丽以鸭绿江为界的初衷。但因明、丽双方"误会"叠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除偶然因素外,双方还于事前缺乏信任,以及在疆土所有意识上存在反差。事实上,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基于传统"天下"思想的"包容"性的东北边疆观,在铁岭卫事件中有直接的体现,也成为历史上中朝疆界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朝鲜王朝初期的中枢机构改制

朝鲜王朝建国后因袭高丽旧制,以都评议使司作为国家机关中枢机构。这种中枢体制带有明显的贵族政治色彩,功臣势力以"合坐"都评议使司的形式,操控军国政务,而王权则相对微弱。定宗至太宗时期的三次中枢改制,仿照明朝"罢中书省,百官奏事"模式强化王权,逐步瓦解了"合坐"机制。改制后,功臣势力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国王则通过"六曹直启"体制,直接行使中枢权力,掌控国政决策。     

试论明代辽东防御体系的演变及特征

辽东地区是明朝经营东北的核心地带,承担着重要的边防任务。洪武初年,明军北渡进入辽东,旋即进占重镇辽阳城,明朝在辽东的边防建设由此展开。辽东的城镇建设以洪武朝为始,正统朝基本完成。边墙修筑稍晚于城镇,自正统朝开始,成化朝基本完工。明中期以后,城镇与边墙在功用上实现了结合,共同构成了辽东防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辽阳、广宁二城分别成为统筹辽河东、西防御的核心城镇,也是抵御蒙古、女真各部内犯的重要堡垒。随着边防需求的变化,辽东防御体系先后形成两个核心,在战略上逐渐呈现出重河西而轻河东的倾向,在战术上防御要点由边墙转向城镇。     

洪武年间明朝与麓川王国关系考察

麓川王国在元末已摆脱元朝控制自治一方。当明朝接替元朝在云南的统治权时,要求麓川服从。麓川不愿受明朝控制,并在兼并同族以扩大势力时与明朝发生冲突。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制服麓川,将其分解为数部,这对明王朝控制当地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本文通过对这段史事的分析,着重指出,明朝对麓川的控制是分阶段完成的。由于形势不同,双方关系各阶段变化各有原因;某些史书为强调明朝统治合法性而忽略各阶段具体情节的做法,是将事情简单化,有碍后人认识真实史实。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论明末援朝抗倭之得失

1592-1598年中朝两国在联合御倭战争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明朝也因此国力大耗,辽东边防大坏,满族乘机起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致使明朝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终告灭亡。尽管如此,援朝抗倭的必要性应予以肯定,因为它不仅粉碎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明朝的罪恶企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关系。     

试论明初洪武年间的中朝关系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有明一代,这种友好关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是在明初洪武年间,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中朝(当时的朝鲜先称高丽,后才称朝鲜)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磨擦和曲折时间的。研究和探讨造成这种短暂磨擦和曲折的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中朝两国传统的友谊和发展我们今天“睦邻友好”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明初洪武年间,中朝两国之间短暂的磨擦和曲折关系,主要是因为北元和明朝对于高丽     

洪武朝塔滩蒙古与明朝的关系

阴山山脉以西地区在明朝被称为“塔滩”。这里从洪武朝至永乐初年曾活动过一些北元的残余势力。文章认为他们一方面与明朝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关系，一方面也有部众不断南下归附明朝，从而拉开了永乐初年大规模内附行动的序幕。塔滩蒙古的内附过程是明代少数民族内迁历史的典型案例，对于拓展、深化明代民族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

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是由于建州女真掠夺明与朝鲜的财物造成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建州女真对明朝辽东、朝鲜的人口和财富的掠夺,严重地威胁了明朝辽东和朝鲜鸭绿江畔的安全,于是明朝与朝鲜决定征讨建州女真。明与朝鲜两次征建州女真,使强盛的建州三卫衰落下去,处于分散、衰微的状态。但明与朝鲜对建州女真的征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与建州女真的矛盾,反而激起建州女真的更大仇恨。     

定安国考论

渤海国为辽所灭之后,其遗民聚合形成了诸多反辽势力,定安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虽然国小势微,但由于地缘关系,定安国在当时宋、辽、女真、高丽诸势力的角逐与交往中仍然引人关注。通过定安国假女真使臣之手附表于宋、与宋联合制衡辽等事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透视当时的东亚关系,对于准确把握10至11世纪的东亚关系或有裨益。     

13-14世纪辽阳、沈阳地区高丽移民研究

本文探讨了大蒙古国时期高丽降民进入辽阳、沈阳地区的过程,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进一步探讨,指出入居辽沈地区的高丽降民主要居住在沈州(沈阳)一带;简略叙述了元朝时期高丽移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各种情况,以及丽、元之间的人口交涉;还详细分析了元末明初辽沈地区高丽移民的三种动向:迁回高丽、留居辽东、迁往扬州。     

明代琉球王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及其生存空间

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日本萨摩藩岛津氏于1609年入侵琉球,体现出其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