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防空建设初探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无立即进行防空建设,直到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之后,才意识到防空建设的重要性,并开始加强该方面的建设。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但创办防空学校、建立全国性的防空协会及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防空展览和举行防空演习等一系列加强防空宣传教育的措施,而且还完善防空设施,如组建防空监视哨以构建防空情报网、加强灯火管制与组建防空部队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初期减少国力的损失与人员的伤亡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我国防空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全面抗战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历史考察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以上海与北平为中心、遍及全国的高校分布带。大学毕业生学科比例文多实少,其性别结构男多女少。受就业地域、所学专业、性别、高校类型等限制,文科大学生就业难而实科大学生就业易,职业流向呈现多样性,大多为所用非所学。大学毕业生主要就业于东南沿海与华北地区,零星分布于边疆地区,其薪酬待遇差距悬殊。国民政府、高校、社会与个人等,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成效有限。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人海工程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较为详备的导淮计划,但是计划进行的一系列导淮水利工程中,只有苏北的导淮人海水道得以初步完成。当时作为导淮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直接主办了这项导淮人海工程。1937年春导淮人海水道竣工,报刊舆论对工程效益作了大量宣扬,对陈果夫也加以赞颂．国民政府认为这标志了战前“十年建设”期间水利事业上的重大成就。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

1940年,战时粮食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对粮食进行统制成为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人的共识。行政院、侍从室等机构的官员围绕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条路径持续展开讨论,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行政手段、实施强力管控、变更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统制方案出现较早,但全面统制的思想传播更为迅速并渐成主流话语。卢作孚提出调剂供需进行部分统制,唐纵试图在此基础上增加六项加强管理办法,将其升级为全面统制,遭到卢作孚的逐条批驳。在粮食危机刺激下,全面统制的呼声日高,陈方呈交强制分期平抑米价的全面统制方案,遭到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此方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仍得到通过。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讨论,反映出不同人群对于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动员机制的不同理解。     

抗战前南京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关联考议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互相挽进、相互推演。本文以公共交通的税捐厘定保障城市财政、税捐计查管控城市财政、税捐占比进献城市财政等三个视角,来辨析其时城市财政与公共交通之关联。推广其意,不仅可探求近代南京城市财政和公共交通体系的交相为用,亦可对其城市化进程的相与赓续做一了然。     

试论抗战前的民间防空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开始加强民间防空以减少国防力量的损失,如健全民防机构、培育民防人才、建立民防组织,且组织防空展览和举行防空演习.这些有限的民防建设在当时中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发展的确不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初期减少国力损失做出了积极贡献,保留了民族复兴的力量.     

全面抗战前“桐油危机”的产生与演化

全面抗战前十数年,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化的态势下,作为重要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出口贸易逐渐走向兴盛。吊诡的是,与此同时"桐油危机"论却屡见报端。持此论者认为中国桐油产业因为不够现代化,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又加之美国试植桐树,担心桐油重蹈丝茶衰微之覆辙。其目的旨在推动政府与桐油业者对桐油产业进行改良,以巩固并扩张其国际市场地位。"桐油危机"是报刊舆论基于未来的预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以致成为政府和桐油业者在讨论桐油产业时的重要话语。政府与桐油业者在使用"桐油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目的,使得"桐油危机"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为二者实现自身述求的工具。     

忆抗战前宣城的童子军教育

<正>1927年我出生在宣城,6岁就读于宣城师范附属小学,读到三年级时开始接受学校施行的童子军教育,直至1937年11月26日日军轰炸宣城而逃难离开。几十年来,我对儿时的童子军生活一     

难忘负笈同学梦——记抗战前的省立第八中学

“吾校校址襟山带河雄踞太行巅,筚路蓝缕启山林、肇事已未年。校风醇厚校规严,道义为之先,信勤公毅校训悬、谨守勿失焉。不为势力诱,不为邪说迁,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坐落在太行腹地榆社县的省立八中的校歌。     

抗战前十年武汉的职业教育

20世纪初．黄炎培等人出国考察教育,发现欧美国家十分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搞得生机勃勃。他们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致力于提倡职业教育。1917年5月,上海成立了全国性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并逐步提出职教救国的思想。     

中印油管：托起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肩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与扩大,为了坚定中国抗战的信心,也为了让中国战场成为牵制日军主力的泥潭,     

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几个认识问题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并在隐蔽战线上奋力捕杀汉奸。中国全面抗战应始于淞沪抗战。     

政府官员与乡间教师笔下的抗战见闻及其心灵体验——以全面抗战初期陈克文和郝星久日记为例

日本侵华造成国人在战争状态下“无差异”的个人体验。较之死亡、轰炸、迁徙等显性见闻,战时民众多处于一种“伪安”状态,恐惧、苦闷及无尽头的期盼似乎是大多数人生活常态的写照。陈克文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其日记反映了一位学者型官员对于战争的观感及其身处政府机关又面临艰难时局所持的复杂心态;郝星久则以乡村教师身份见证了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和对民众恒常生活的影响。两人作为战争亲历者,职业的不同与所处圈子的差异为人们认识战时个体生命所思所想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而相同的“知识人”个体属性又与一般乡人和政客有别,在流离与彷徨的战争微观体验下更能超脱众人,并提出“家国安在?国将何往?”的追问,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亦无形塑造了其战时心理的复杂性。倾听战时两者内心深处的声音,民国历史命运之走向业已隐见。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