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责任与先秦诸子学说的内在差异

先秦诸子讨论天下责任的视角不同,体现出诸子学说的内在差异。儒家论天下责任在于圣王、圣人,提出圣王确立政统,圣人确定道统。墨家论天下责任在贤,提倡以"义"为基本原则,建立贤人政府。法家则采用选官的方式,以君治国、以官理政,以此作为实现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家、国与天下

在中国的政滗思想史上,“家”、“国”与“天下”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命题。自先秦时期起至今,这个命题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观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归结起来便是一个缺乏责任的问题。文章以“家”、“国”与“天下”为切入口。并对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乱世中的思想进行重新的价值审视。进一步阐明“天赋己任”、“天下为公”以及“天民合一”对建设富强国家的重要意义。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与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论晁错及汉初“新法家”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韩"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韩、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     

钱穆对中国天下观的诠释与解析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天下观如何形成?内在理念是什么?对中国自身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辩白者,钱穆先生对此有系统的阐述。钱穆认为中国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中国天下观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它以人文关怀为本。它追求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标准。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由人总是人,人性善这个大同,求人与人能够心灵、情感相通。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视野下的天下格局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雄才大略的一部分。朱棣希望做一个儒家学说理想中的天下共主,这个天下共主不仅要统治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而且要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天下推行“天朝礼制体系”,建立一个儒家理想的天下格局。在天朝礼制体系的格局之下: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毋得违越”;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5.天子最终要实现的目的是全天下“共享太平之福”。明成祖所要建立的天下秩序,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他的思想观念无法超出历史的限制。我们不能用今天普遍承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去要求他。也就是说,他的观念与当今世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立意是不同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朝以其力量所及,为维护和平秩序,为保护商路通畅,为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明朝不掠夺别国财物,不侵占别国领土,坚持厚往薄来,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风采,也使我们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史学精粹

张文:《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中国早期一统观念的起源与成因

问题的提出在西方学说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系统是稳定而圆满的,而在这个稳定而圆满的史学系统中,天下一统思想几乎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自历史记忆的初期就接受了天下一统的观念。     

王赓武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

“联合国的理念、新国际秩序的理念,还是希望全世界和平,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也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中的秩序,跟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有很多可以结合起来”     

商鞅法哲学研究

法家学派在时间上有前期、后期之分,在地域上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商鞅是前期法家名代表人物,其法学理论典型地体现于社会终极理想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法治化社会,以法治国,在社会高度法治化基础之上,人类有望进入其理想化阶段——道德自律社会。法的力量由中心退居边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道德价值体系成为人类社会最高原则。从“法治”到“德治”,这是商鞅法学理论的逻辑过程,也是商鞅法学理论的全部内涵。     

天下奇观：悬空寺

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神州大地,锦绣山河,大凡风光旖旎之处,必有名刹宝寺建造其中,有的占山之胜,有的据水之秀,有的傍泉之奇,有的依洞之幽,但你可曾想到,天下竟有挂在悬崖绝壁上的千年古寺,令无数的中外宾客心驰神往,趋之若鹜吗？这,就是北岳恒山十八景的第一景——悬空寺。     

“中华一统”论

“中华一统”,不仅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中华一统”的研究,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碍。从国内讲,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有“批儒扬法?”的法家统一和儒家分裂,儒法政治斗争贯穿历史始终的双线论的严重干扰;近来又有否定文化传统,否定一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鸦片战争以后,在与外洋交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清廷上下逐步偏离传统天下观,开始认识到天下存在着众多不同于四方夷狄的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有识之士则在19世纪下半叶已彻底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在戊戌变法时期,这类士人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格局及中国在世界的险恶处境,在竞争进化论的地基上形成了最为明确的现代性国家意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全面否定了建立在竞争进化观之上的国家关系原则,向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回归,现代性国家意识彻底淡化。国民党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期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混入国家意识,致害国家权益,影响极其深远。     

学书心悟

书法艺术的本体,可用“书肇自然”、“书为心画”两语概括。前者谓书与天,重在其形态;后者谓书与人,重在其内涵。即是说,书法是华夏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文字为依托所创造的一门沟通天人、     

略述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的位置变迁

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由肃州总兵李廷臣1809年视察防务至嘉峪关时书写而成,后来镌刻成碑,立于嘉峪关东坊一里道左,即现在东闸门东南处。1842年,林则徐一行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日“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说明此时的“天下雄关”碑已移至西门外。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证了嘉峪关“天下雄关”碑位置的历史变迁。     

两汉以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化

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特点。两汉至魏晋时期,“国以民为本”思想不断完善,在君民关系上强调“立君为民”,更突出君民依存关系下的“政在安民”。唐宋以来,统治阶级深刻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在民本观上更为关注“民意”,强调“君责”。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公天下”与“君为客”的主张,体现了对君主专制进行反思的倾向。     

中原之中 光荣绽放的庙底沟之“华”

仰韶文化中期,光荣绽放的庙底沟时期,是中国史前“天下观”形成的时期,也应是史前“中原”观念形成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