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西塞罗“行善与作恶”的思想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行善与作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论至善与至恶》中。文章通过这部著作展开阐释,"行善与作恶"的思想实际上即是西塞罗关于道德的伦理观。求索能为正当生活和良善行为的一切原理提供准则的目的,即最终的目的。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与处世风格

吕祖谦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理学家,其家学深厚,又因博采众长,故所创“吕学”与“朱学”、“陆学”齐名。其学术思想“博”而“杂”,自成一体,见解独特,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其为人平和、豁达,与人为善,体现出良好的人格魅力,为后世所敬仰。     

浅析《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交际心理与处世态度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历来被人们认为是贾府中最失败的处世者。其实并非如此,她首先是一个自恋的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处世方式。她强调自我,有一个小小的自我世界,但并不自闭。她对丫头、婆子们立威为主、言语刻薄,对情敌化敌为友、情深意长,既保全了自己的爱情,又成全了自己的友情。因此可以说,林黛玉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个在自恋中自我强大的女子。     

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以“富民”阶层为视角的考察

唐宋时期,富民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由于富民阶层崛起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宋代富民逐渐取代国家成为乡村借贷的主导力量。虽然富民的借贷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加剧贫富分化的作用,但从宋代乡村的历史看,民间借贷的缺乏比富民借贷所带来的剥削更容易激化贫富矛盾。不但不是贫富矛盾产生的罪魁祸首,反而与租佃关系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贫富相资"的重要维系力量。     

兴边富民行动与丹东民族经济的发展

丹东作为全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全国兴边富民行动的发起地,在推动兴边富民行动活动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典型示范作用。本文对丹东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作了总结,认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是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只有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取得良性发展,同时对如何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具体实施的措施。     

随俗与立异：江淮地区一个乡村基督徒的春节习俗

当代江淮地区的乡村基督徒在礼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社会中通常会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人处事。虽然他们形式上仍旧按照当地礼俗行事,但却从基督教的视角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剥离了原先蕴含于其中的民间信仰意涵。当礼俗习惯与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格格不入时,基督徒为了标识其身份,维护其信仰而又不至于沦为乡民眼中的异类,便对礼俗习惯进行适度调适,创造性地实现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台湾眷村：一个时代的流离与乡愁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选择了海峡外的台湾作为最后的去处。包括60万军队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公务员和军眷等合计约120万人撤退到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此陆续建起了近800座简陋的村舍来安置,亦称眷村。     

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一个分析的框架

相对于旅游对目的地和居民影响方面的研究,学界对旅游者个人变化的研究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怀。本文通过选取国外有关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的18篇文献,对其研究设计、理论基础、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旅游恰如一种“通过仪式”,这种体验经历对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带来能力、人格和行为等多个方面的改变。     

黄绍伦教授与华人研究：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

本文是第一篇全面介绍黄绍伦教授在华人研究方面成果的文章。在探究了黄绍伦学术志趣的形成和学术经历之后,文章主要介绍和评价了他在华人企业家族主义、文化传统与东亚现代化、移民潮与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三个领域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最后扼要介绍了他领导开展的其他学术活动。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黄绍伦所强调的理论取向和广博视野,对于提升华人研究的理论层次,更好地与社会科学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趋势相衔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内涵与研究框架

乡村旅游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的新背景为我国乡村旅游提出了新挑战。本文立足国内大循环经济格局新背景,分析了其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机联系;从内循环带来的新市场格局、新资源模式和新发展需求出发,阐明了乡村旅游适配的必要性,梳理了内循环格局下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阐释了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乡村旅游的适配性内涵;提出了乡村旅游适配性的研究框架,重点阐释了四个层级的研究问题,指出了具有潜力的理论创新,包括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的理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适配性要素及其组合路径探索、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旅游供需结构变动、适配层级分析,以及国内大循环驱动的乡村旅游适配路径与模型构建。最终,研究指出了乡村旅游适配大循环的新领域,包括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发展、自然与人文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城乡与主客的协同创新发展、基于资源挖掘与品牌创造的差异化发展。     

临津渡：一个人与一条河的记忆

离官亭镇约5000米的红崖下黄河缓流处,有一座黄河上游老渡口——临津渡,它是古丝绸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始于汉代、繁荣于唐宋时期。千百年来,作为古道要津,临津渡不仅连接着甘青两地的交通地理,更见证着两地文化交流、经济繁荣、民族团结。     

土官政治与边防机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国家治理

从洪武中期到宣德前期,是明朝接触、了解并制定川西北边略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段。中央与边地军政机构不断协商与规制治边方略,为有明一代川西北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定基础。一方面,明廷的边地军管架构逐步成型,行政区划多有调整,卫所制度渐趋成熟,并表现出向省镇营兵制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明廷仍仰赖地方土官进行羁縻统治,土官亦发挥能动性,利用中央王朝的制度空间最大化地方利益。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

金声是活跃于明末徽州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言论活动在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退职闲居乡里期间,正值徽州社会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金声在救荒减灾、缉盗、地方防护和乡村教化等方面,有着非凡的建树.本文拟对金声在徽州的活动加以考察,试图揭示传统社会士绅在社会危机时期的行为及其作用.     

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国内外学术史脉络中,纪念史与记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史,颇有新获。但纪念史研究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而有着独立成派之势,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日渐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学界不乏批判之声,纪念史研究陷入某些困境。从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界的议论而言,纪念史研究亟需回应处理这些质疑的声音。记忆史视域的思考将提供更多方法论启示,此亦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有助于纪念史研究更好地发展。     

权力的象征与延伸——读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权杖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权力的表达和象征物,在考古发现中多以各种质地的杖头呈现。通过对李水城教授所著《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一书的介绍,对中国各地出土的杖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评述,探讨哪些属于代表权力、等级、威仪等含义的“权杖”,而哪些可能与之无关。其中,较确凿与神权、王权有关的“权杖”应属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杖体,此外羊甫头墓地M113随葬的人形铜首木杖也可能与“权杖”相关。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地理区位,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权杖”这一文化现象或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而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墓葬中出土的“杖头铜饰”与斯基泰文化中的杖头铜饰“器形相近、用途相同”,为理解外来文化中的“权杖”可能流传进入中国的途径提供了线索,或可由此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和更为广阔的地域,来进一步考察由权杖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片断。     

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礼俗秩序的维系与强化：明清徽州乡村宗族婚姻伦理观探微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以朱熹《家礼》中的婚姻思想为指导,在家法、家训、宗规、宗训中构建了一套契合于当地礼俗秩序的婚姻伦理。在价值理念方面,徽州宗族将婚姻视为正家之始。在婚姻制度方面,他们采用了朱熹《家礼》中的婚配程序;在个人行为规范方面,规制宗族成员在婚姻伦理方面的越轨行为。这套婚姻伦理对徽州地区宗族伦理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