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殷汝耕与宋哲元

1935年的冬天,华北大地寒风呼号、冷气袭人。一条挟着冰霜的消息从这里传出,深深地震撼着中国民众的心:殷汝耕在通州宣布“脱离中央”,组织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这寇急患深、民族危艰之际,殷汝耕的叛国之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而国民党当局除对其下了一纸空文的“通缉令”之外,却别无它法。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殷氏,乃何许人也,何以有如此实力竟敢与中央政府对抗呢?”一殷汝耕,1885年出生于浙江平阳县一望族之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一日本宪兵头子的妹妹井上慧民为妻,因此与日本军政界关系…     

华北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一、平津两地沦陷了,成立了汉奸维持会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     

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

"社首"是清代华北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领导者,在清代山西泽州又被称为"维首"、"社领"、"社头"、"社长"等,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从碑刻看,社首可以分为长期任职的执年社首和短期的督工社首,执年社首一般实行四人三年的轮换制度,由社众集体选举产生,个别村社采取家族轮值的方法。督工社首仅在村社出现大型公共设施修建时才被执年社首临时任命,人员依工程复杂程度而定,任期以工程完成情况而论。社首身份较为复杂,现有资料显示大约近十分之一的社首来源于下层士绅,其余多为普通社民。有清一代,社首在村落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止争、协调村际关系,权力几乎触及到华北乡村的全部生活。     

七七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扩张与列强应对初探

日本“华北驻屯军”组建于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产物。1911年,日本试图趁中国辛亥革命内乱之机,向华北增兵,扩充驻屯军实力,但遭到了列强的反对。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日本利用与列强共同防卫华北的机会,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增加了驻屯军的兵力。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随即在列强的默许下,...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     

“鼻祖”为何跟鼻子有关

最早的时候没有“鼻”这个字,而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鼻子”。 后来,人们在“自”的下面加了一个声符“畀”来表示鼻子。“畀”读作“bi”,是给予、付出的意思。“自”和“畀”合在一起表示一呼一吸,自相给予,于是用来指称鼻子了。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清末“开蒙智”探微——以代表性蒙旗为中心

清末"开蒙智"是在清廷、主管边疆地区事务官员、各部王公共同主导下的一项重要新政,有着共同的取向。最低目标在开通风气、改善蒙古等传统藩部部众生活艰难局面,借此抵制外部势力的侵渗;最高目标为提高边疆地区部众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化除畛域,加强近代国家主权之认同。在这两大目标推动下,各界又提出了诸多"开蒙智"建议,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形成了清廷上层、主管边疆地区行政官员、藩部王公"开蒙智"的三种不同方式。在这三种模式中,尤以藩部王公"开边智"最具特色,且取得了较好成绩。清末时人"开蒙智"等活动,客观上虽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因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最终未能成功实现以上两大目标。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博物馆藏刘绍禹致程克信函解析

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南开大学红卫兵与“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兴翻旧账。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就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去翻旧账,专拣那些“文物级”的报刊翻。翻着翻着,一大叠1936年的《华北日报》直叫他们欣喜若狂。翻到灰头土脸的《华北日报》10月14日第2版,一则“反共启事”赫然入目：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日本幕末期的“外夷”应对策略——以横井小楠为中心

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为发端,日本进入了思想转换的幕末维新期。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界以回应"西力东渐"的挑战为己任,在"锁国攘夷"与"开国攘夷"、"尊王攘夷"与"倒幕攘夷"的思想纠缠中,寻找适合日本的发展之路。其中,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的"开国论"与"攘夷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华北乡村的堡寨与明清边镇的社会变迁——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考察

堡寨是中国乡村社会一种常见的防御性聚落形态,明清华北乡村修筑过大量的堡寨,它们浓缩了华北边地数百年间的历史变迁。本文以河北蔚县作为华北乡村堡寨的个案,通过对它的研究,细致展现伴随着明清边镇战和局势、卫所制度、地方社会的变迁,乡村堡寨的修建、类型、功能、组织管理以及象征意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此同时,也可考察乡绅力量的介入以及乡民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