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1877-1912）--基于芜湖海关资料分析

芜湖为近代皖省的唯一通商口岸。在1877—1912年间,外国鸦片一直是芜湖海关进口价值最高的商品。在这种长期趋势下,外国鸦片进口数量具体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波动。在第一阶段,芜湖口岸开放,以及税厘成本的比较优势,刺激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上升;在第二阶段,在财政安稳的考量下,官府对本土鸦片全面弛禁,替代作用进一步发挥,外国鸦片进口数量下降。在第三阶段,国内外舆论对中外鸦片的毒品性质进行抨击,促成中英签订禁烟条款,1913年,芜湖海关中外鸦片进口竞争的历史正式结束。可见,在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始终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和考量,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典型缩影,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身心健康与经济发展。     

鸦片泛滥对近代桂东南社会的影响

最先在桂东南地区出现的鸦片是从国外进口的“洋药”,通过广东输入;随后桂东南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和生产鸦片,称“土药”。从具体时间上来看,大体上在1858年以前,输入广西的鸦片主要是从国外水路进口的所谓“洋药”;1858年后,随着国产烟土的逐年增多,桂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国外鸦片与国内鸦片同时输入和过境的重要通道之一。广西地处边境,从陆路输入广西的鸦片也不少。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从云南收买大批生烟土,运到越南加工成熟烟膏,其中一部分返销到广西内地。桂东南地区是云、贵两省烟土运销广东及香港、澳门、广州湾（即湛江）必经之地。广西是西南地区鸦片向外输出的重要中转地。虽然国产烟土的产量越来越多。但每年进口的洋鸦片在广西销售或经广西销往内地的一直没有断过,只是数量上有所变化,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受此贩烟热潮的影响,广西省内吸食鸦片的人数也逐年增多。清末以后,鸦片在广西东南部地区的泛滥较为严重,当时的鸦片进出口集散地主要集中在梧州、北海等地。     

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中国近代曾长期种植鸦片。对于这个问题,过 去学术界很少进行研究。本文将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划分为 三个阶段,着重论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鸦片种植、清代末期的 鸦片种植和民国时期的鸦片种植,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鸦片 种植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的鸦片种植在总 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分布区域越 来越广,极大的冲击了农业生产,加深了中国近代的农业危 机。     

近代福建（一）

第一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次,以及数十次不等”。     

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

1836-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贸易的建议,并为此作了积极准备。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邓廷桢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执行道光帝的谕令,对冷仃洋鸦片趸船打击不力,但在切断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联系方面的努力却收到可观的效果,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这一结果却使得外国鸦片贩子加速寻求向中国东、北部沿海贩卖鸦片,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活动的复活,鸦片问题在总体上显得更为严峻。受到政治压力的邓廷桢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广州外侨总商会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与其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因清廷决定派遣林则徐赴粤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     

林则徐致孙毓溎手札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主张改革,坚持严禁鸦片。他反抗外国侵略的言论和实践,具有为同时代历史人物少有或没有的特点,对近代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从文献资料看近代云南的毒品与反毒品斗争

近代以来,云南一直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据史料记载,清季道光年间,云南“广种罂粟,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遂日众,是此等浇风,惟该省为甚”。①人民国后,由于政府在鸦片问题上时禁时弛,导致鸦片始终未能根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已成为毒品与反毒品斗争的前沿阵地。     

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

《澳门月报》是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期间,组织翻译外国报刊的基础上辑成的材料集,后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第八十一至八十二卷,题为林则徐译。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禁烟中坚信只有了解西方,才能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认为“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他组织翻译外国报刊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而所译《澳门月报》对他了解外国情况、制定政策和反     

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由向中国输入鸦片逐步发展到在中国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日本侵略者利用毒品这把双刃剑,在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大烟鬼”、亡国奴的过程中,不断膨胀着长期占领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的狂妄野心。一方面制造着荼毒生灵的罪恶渊薮,一方面满足着侵略者掠夺占领的强盗欲望。日伪在蒙疆推行的毒品政策,是蒙疆烟毒的祸根,是日军在精神上侵华、彻底灭亡中华民族“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前广东学海堂学长关于鸦片问题的讨论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字伯元。１８１７—１８２６间任两广总督）督粤时在广州建立的学海堂 ,是晚清一个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学海堂设立八大学长负责日常管理 ,曾在学海堂担任学长的几乎都是当时广东最有名的学者 ,同时他们也是热心地方事务的著名士绅 ,从鸦片战争、洪兵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到筹组晚清资议机构 ,都不难发现学海堂学长活跃其中的身影 ,①俨然是“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 ②鸦片战争前 ,鸦片严禁、弛禁问题是引起学海堂学长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之一 ,重建相关史实 ,不但可以补充鸦片战争史的若干细节 ,还从一个侧面反…     

论民国时期湘西地区的鸦片种植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帝国主义入侵影响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湖南省湘西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鸦片种植的核心地区之一,研究其种植问题对于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鸦片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9世纪60—90年代鸦片、洋布洋纱输入和相关国情

晚清时期,进口洋货的两大宗是鸦片和洋布洋纱。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一并讨论,可给研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鸦片输入和洋布进口的终端都在居民消费。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分别使中国经济链出现年均35089418关两、23537093关两的裂缝,相当于产业投资减少。与实证结果相关的国情揭示出开口通商、产业兴衰、关税差异、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际霸权、国内专制、官场腐败等政治问题。     

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述评——以贵州鸦片问题为重点

鸦片问题影响了整个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贵州鸦片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典籍就有了相关记载,其后不断扩大,至清代中期迅速在全省范围内蔓延,由鸦片种植与吸食所引发的"烟祸"贯穿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梳理其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的鸦片问题烟祸,理解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禁烟史、社会史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本文拟对百余年来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以现有贵州鸦片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冀以服务于当前贵州鸦片问题的研究。     

“哥德堡”号走私鸦片的反思

“哥德堡”号商船的主人瑞典东印度公司,虽然号称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但其实是中国贩运鸦片的始作俑者。清廷对国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吸食鸦片现象控制不力,从而变相助长了西方列强的鸦片倾销行为,加速了晚清封建社会的崩溃。     

清末广东禁烟运动与中英外交争执

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清末广东禁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很有成效。在外国鸦片利益集团的极力怂恿下,英国外交官对于广东推行的旨在限制鸦片销路的“牌照捐”章程横加指责,中国官员为了捍卫国家禁烟主权据理加以反驳。在这场鲜为人知的外交斗争中,英国外交官代表着邪恶,中国外交官代表着正义,斗争的结局是,力量胜于雄辩,邪恶压迫正义,清廷外务部在英国外交官要抉下被迫接受了撤销鸦片“牌照捐”条款的无理要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福建——选自《福建省志·总概述》

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福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近代是福建由盛转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年代。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就向福建输入鸦片,毒害人民。“其初,每年或仅止一二次,或数次”。19世纪30年代以后,“或十数次,或二三十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的鸦片政策

鸦片不仅榨干台湾民众的钱财,更腐化了台湾各界的抗日精神,戕害台湾民众身心健康。日本通过在台湾的鸦片专卖,进一步强化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也系统总结出一套治理殖民地鸦片问题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仅影响了台湾,也影响到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属地菲律宾。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禁烟问题新议——从畸形的鸦片吸食消费文化心理看禁烟问题

关于禁烟问题,早期学术界主要围绕鸦片战争前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严禁派和弛禁派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什么。不少学者对这种以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为出发点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异议。本文结合学术界的讨论,在肯定禁烟问题上没有弛禁派和严禁派的划分,只有禁烟策略不同的前提下,从鸦片科学知识匮乏和无知所带来的畸形消费文化心理角度来解读国人吸食鸦片的社会文化心理     

关于五口通商时期鸦片贸易的两个问题

一、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的态度 目前流行的各家著述一般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认为:“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又如《中国近代史》一书认为:清政府“实质上是允许鸦片走私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是允许或默许鸦片输入的观点,其基本依据主要来源于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谈判,因此,为了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首先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