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顾颉刚致罗根泽信札十通

湖南图书馆藏有顾颉刚致罗根泽亲笔信函十通,写作年代大致为1932年至1935年间。信札中顾颉刚就《古史辨》的选题内容、编纂体例、校稿审核、出版发行、经费来源等诸多细节与罗根泽往复讨论,如是否选入章太炎、胡适治经治子之方法异同,是否摘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有关诸子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等等,既表明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编纂中重视鉴别和吸收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学、社会学新知识理论的现代性史学思想,也反映出国难当头、时局纷扰下学者苦心孤诣,延续学术文脉的勇气和艰难情形。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顾颉刚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与“层累造成古史说”的提出

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20年代古史真伪辩论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二文为主;二是1930年代在确定了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观为学术目标,转向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后创作的《鲧禹的传说》。顾颉刚不仅发掘了神话传说的材料,在大禹研究中还涉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民族的关系三个方面的神话学探讨。由于"层累说"的提出与禹的研究密切相关,故反思作为理论方法的"层累说",对认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尤为重要。     

顾颉刚与《古史辨》

清乾嘉间,崔述积三十年之力写了我国唯一的一部科学的古史《考信录》,幸而有学生替他刻书,书总算保留下来,但很少人知道他。过了一百多年之后才得到一位真正的传人,那就是以编《古史辨》而扬名四海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学问渊博,兴趣广泛,除了古史之外,对于歌谣、传说、沿革地理等等都有撰述,这篇小文只谈顾先生的主攻方向辨伪史和他编的《古史辨》。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忆历史学家方诗铭

正方诗铭(1919—2000),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读书做官的富裕家庭。家中藏书甚丰,从小在父母熏陶下开始翻阅古书,经史子集、志怪传奇,无所不读,打下厚实的国学基础,也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进入齐鲁大学之前,先生就很喜欢读《古史辨》,对顾颉刚先生十分崇敬,因而选择上古史作为专业。抗战时期山东齐鲁大学迁至成都,当年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春秋史》二课,先生都选读。     

金文中的王称

金文王称的研究始于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其后张政烺作《■王簋簋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对王氏理论加以修正。本文在两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检讨了金文中记录的殷代至战国各个时期的王称,将其归纳为“时王生称”、“时王美称”、“时王别称”、“在野王称”等四种。其中“时王别称”系由作者首次提出,该文具体考证了西周金文中的周王、成周王、豐王、畢王、幽王分别是文王、成王、西周早期某王、懿王、孝王的别称,它们都是以都城或重要驻地命名的。命名别称可能是西周诸王的一种普遍现象。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代王仁裕杂史小说著述考

创作宏富,以诗名世的五代王仁裕,秦州人。历一朝五国,生平经历颇为复杂。却因流传诗作较少,在文学史上很少被提及。本文依据史料书薄,对王仁裕杂史小说首次系统考述,以引起学者们对王仁裕杂史小说的注意与研究。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陳訓慈友朋書札二通跋

本文刊佈已故陳訓慈先生保存的友朋書札二通,一爲顧頡剛先生所作,一爲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慶中國史學會成立之後與四川成都地區學術界的關係,後者可見1930年代中研院史語所與浙江省博物館在文化上的協作。文中引證相關資料,對書札的確切寫作年代、具體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說明。     

清华简与先秦《书》经传流

古文《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上最棘手、最难以解决的学术公案,而对先秦时期《尚书》传流的考察,是揭开古文《尚书》真伪之谜的前提与基础。清华简《保训》形制、字体与《尹至》、《金縢》等篇明显不同,因此《保训》并非是先秦《尚书》或《逸周书》的佚篇。清华简《金縢》篇"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不是篇题,而可能是《金縢》篇的序言。相传孔子编订《尚书》,《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部分篇目并存,形制相同,清华简的时代断限是战国中晚期,郭店简《缁衣》也将《逸周书》与《尚书》并称为《书》经,《汉志》"《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的主流说法并不成立。     

风流高格叙丹青——记孙照子女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展

2012年12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孙照子女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展隆重开幕。在此展览中,元代倪瓒《水竹居图》轴,为国内仅见倪瓒设色之作,堪称绝品;元代黄公望《溪山雨意图》卷,乃目前所见黄公望最早之作,弥足珍贵;其它如明代文征明、沈周、项圣漠、董其昌,清代王时敏、王翚、王鉴、王原祁、恽寿平及郎世宁等画品,亦为翘楚之作。     

布依族“改汉作夷”初衷及其价值——以孤本《王玉连》为例

《王玉连》是流行于望谟蔗香一带用布依语翻译、以布依族方块古文字记录的叙事长诗抄本。抄本产生年代在清末至民初,由王廷彬、王由戬、黄华祥根据历史故事"改汉作夷"(改编)而成。故事讲述王玉连被王二娘迫害被迫参军,母亲与妻子遭王二娘虐待外出乞讨,王玉连功成名就之后,在朝廷帮助下,惩罚了王二娘,与母亲与妻子重新团圆的故事。改变者的初衷是以布依族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汉文化,丰富布依族文化内涵。作品的改编在布依族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布依语改编本《王玉连》是研究清代布依族文人社会思想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布依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研究布依族古文字的重要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洛阳西周君陵墓位置探析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西周桓公.但是,关于东周时期的西周四代君王的陵墓在哪里,不但没有历史记载,更少有人对其提及.本文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东周时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阳东周王城内,其陵墓自成一区,即本文所分的西周君陵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