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20 0 1年国内学者对蒙元史的研究取得了甚为丰硕的成果。笔者见闻所及 ,出版的专著有张金铣著《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桂栖鹏著《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刘晓著《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周少川著《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福康著《井中奇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焦进文和杨富学合著《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文化出版社 )、申友良著《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等。论文集方面 ,中国元史研究会刊物《元史论丛》第八辑 (以下简称《论丛八》)本年度…     

《通鉴胡注表微》之“微”

《通鉴胡注表微》(以下简称《表微》)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抗日战争后期的重要著作,1944年、1945年先后发表于《辅仁学志》13、14期。解放后于1957年重印,至今适值30年。《通鉴》胡注的作者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浙江台州宁海人。《宋史》、《元史》均无传,仅《新元史》有传,又极简略。所以胡氏辞世六百多年间,人们不明他的身世,甚至连他的卒年都无法确定。胡     

读《穹庐集》书后

已故的著名蒙古史、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所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了,这对学习、研究蒙古史、元史及西北诸民族史的后学来说,真是一大喜讯。《穹庐集》收集了作者从1940年至1981年四十多年中所写的三十四篇专题论文,其中大多数都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但有不少篇今天已经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些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竟能被收集在一起,给从     

民族史研究的一部佳作——评介《元代民族史》

民族史研究的一部佳作——评介《元代民族史》蔡志纯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罗贤佑研究员所著《元代民族史》是其中之一。作者曾师从著名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致力于元代民族史研究,锲而不舍,多有创获。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数年...     

钱大昕《元史氏族表》校勘释例

《元史氏族表》是清儒钱大昕补《元史》的力作,但现有的标点本存在底本择取不当、未出校勘记等诸多问题。以史源文献为基础进行他校,及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方法进行理校,是校勘《氏族表》行之有效的方法;经校勘共得校勘记70余条,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涉上下文而误、人名断句之误、表格串行、整行脱漏与竖线缺失等讹误类型。     

司马彪《战略》与《兵记》关系管窥——以著录和引用为中心

司马彪所撰兵书《战略》和《兵记》不见于今,清人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子史钩沉》专门辑有司马彪《战略》一卷。然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梳理与考辨的基础上,认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八卷本《兵记》或为单行《战略》,二十卷本《兵记》为《战略》与《兵记》的合集,《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十二卷本《兵记》为单行《兵记》。从现存佚文来看,《战略》与《兵记》当成书于司马彪泰始中任秘书郎之后,系从众多史籍中钩稽史料缀集而成,内容多为军中实例而非单纯理论,故二书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这与司马彪史学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另外,《晋书·司马彪传》言及彪之著述,唯独不载撰写《战略》或《兵记》一事,主要是由于《晋书》编修者将其列于史学家之列而非皇族之列,刻意彰显司马彪的史学家身份与成就而对其他方面的成就有所取舍。     

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

钱大昕（1728—1804年）是有清一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学派的钜子,在当时学术界就负有声望。著名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赞钱大昕说:“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说明钱大昕学问的博大精深和造诣之高。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甘二史考异》则是反映清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他对元史的研究,用功极深,在《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中,《元史考异》独占十五卷,几占七分之一,在整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钱大昕还专门撰述了《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四卷。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对宋濂主编的《元史》是深为不满的,因而发奋重新编纂一部《元史》。     

关于《述善集》有关内容的补遗和讨论（二则）读《（述善集）选注（两篇）》

《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刊载的《&;lt;述善集&;gt;选注(二篇)》,介绍《述善集》的二篇文章。这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有助于元史研究。     

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

钱大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亦有突出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史学家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补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     

庞统:英年早逝的“半英雄”

正说起三国时期的谋士庞统,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个关键词:凤雏、落凤坡。凤雏是庞统的绰号,这一点毫无争议,无论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历史典籍《三国志》,还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的巨著《三国演义》中,都有提及;至于说到落凤坡,《三国志》中毫无踪影,而在《三国演义》中却是写得言辞凿凿。不仅如此,古往今来更是有     

蒙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等单位主办的蒙元史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5月7日至9日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韩国的27位知名蒙元史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主要涉及这一时代的以下七个方面内容。一、政治。蔡美彪《拉施特〈史集〉所记阿合马案释疑》一文认为,《史集》中所记与阿合马共相而与其不合并参加过襄阳之战的高平章实为赵平章赵璧,不过他并未参与谋除阿合马案。同王著、高和尚合谋的是张平章张易,拉施特将他与赵璧弄混;案发过程中伪装太子的也不是什么高平章,而是自称善法术的高和尚。周良霄《元代的皇权和相权》一文首…     

范文澜理论创造的特色

范文澜先生(1893-1969年)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今年11月15日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字仲沄,浙江绍兴人。抗战以前,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及河南大学任教,并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走出大学讲堂,到达中原游击区。以后辗转到达延安,曾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在延安时期,他著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及《中国近代史》(上册)。建国后,他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会长。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在中共八大和九大,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而他精力之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兼析第二轮修志中的资料工作

<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一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自他在西汉年间创立此种体例之后,得到后代史学家的普遍认同,后代社会得以息息相传、一脉相承的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基本上延续了司马迁所创立的史书体例。但是,两千多年过     

清末决定《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

作为决定《元史新编》在宣统年间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新发现的录副奏折《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奏为简员校阅故员魏源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事》,不仅可以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原始资料相互印证,为清末"钦定正史"这一重要事件提供确凿可信的历史细节,纠正某些文献在时间节点上的讹误与疏漏,同时也揭示了隐藏于该事件背后详细的人事关系。本文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档案与其他私人笔记所构成的史事链条,基本上可以完整再现清末"钦定正史"的全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具体经过及其原因,并从侧面说明为何柯劭态在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上,难逃后人"瓜田李下"之讥。     

从村童到学术大师:韩儒林评传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流派,即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韩儒林先生是一位掌握实证史学方法、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关于《述善集》有关内容的补遗和讨论(二则) 读《〈述善集〉选注(两篇)》

《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刊载的《〈述善集〉选注（二篇）》,介 绍《述善集》的二篇文章。这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有助于元史研究。 过去我在《正德大名府志》中发现《伯颜宗道传》,写了一篇《读〈伯颜宗道传〉》的札记,发表在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１０期上,后来收人《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对于传中提到的“唐兀崇善”,当时不知为何许人。这次看到《述善集》文字,帮助我解开了长期蕴藏于心中的疑团。《正德大名府志》所载《伯颜宗道传》,与《述善集》所载相对照,文字略有出人。《述善集》…     

元史研究的可贵探索——评田虎先生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元史向以艰深难治著称,它不仅内容庞杂,资料亦复零散。年轻的史学研究者田虎先生,却在此领域进行了艰辛的耕耘,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近著《元史译文证补校注》中。 《元史译文证补》系清代著名学者洪钧所撰。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七年（1868）廷对第一。”（《碑传集补》卷五）曾历任湖北学政、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光绪十三年（1887）,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1890）升为兵部左侍郎,归国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位,年五十有五。”（《清史列传》）《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清史列传》     

关于蒲鲜万奴和王浍的几个问题

蒲鲜万奴和王浍是金朝末年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两位杰出人物。前者是东夏国的创造者,后者为东夏国首辅宰相。可是,《金史》、《元史》都没有为他们立传,仅于《纪》、《传》中散见某些零星事迹。其他史籍和外国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晚近所增编重修的几部元史,如曾廉的《元书》、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收集有关材料,纂辑成《蒲鲜万奴传》;而对王浍却仍未立传,只有元好问的《中州集》有600字的王玄佐(即王浍)小传。这些就是研究蒲鲜万奴和王浍的基本材料。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考

陆贾是一个有杰出建树的史学家。所著《楚汉春秋》虽已亡佚,但曾为后人撰写汉初历史提供了基本材料;《新语》以史论结合为特色,对汉初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陆贾主张偃武修文,以无为而治的政策休养民力,治国以仁义为本。陆贾对历史有丰富而深刻的看法,他的历史观中有值得注意的唯物主义因素。     

阿合马被刺事件中的“崔总管”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三月十八日在大都发生的权臣阿合马被刺事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与色目人矛盾的总爆发,是元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元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纪》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对这些史料记载的比勘,则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的论文。①阿合马被刺事件除主谋王著与高和尚(又作高菩萨)外,还有不少官员如枢密副使张易也牵涉其中,前人对此多已考察。据《元史》卷二○五《奸臣·阿合马传》,在刺杀事件发生当天,“及午,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