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朱熹与光泽社仓

<正>社仓是古时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习俗和制度,由朱熹首创并命名。宋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目睹闽北连年水旱灾频繁,百姓不得温饱,于是在福建崇安鼓动富户发粮救灾,于宋乾道七年在五夫首创社仓。他还上书朝廷,建议设立民间储粮社仓制,此奏请被恩准,颁行天下。光泽位于崇安之邻,民间即有义仓之举。宋元年间,县令上官均就倡导民众建立义仓,在平     

明代广东社仓、义仓考

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稳定社会重要机制的社仓、义仓也在南粤大地上建立并日趋完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广东社仓、义仓研究颇为重视,发表了多篇内容丰富的论文,使人们对有清一代广东社仓、义仓的设立、管理和作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然而,对明代广东社仓、义仓似乎关注不够,     

贵州积谷贮贷的兴革

“积谷防荒”——由各个地方自行筹贮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调剂余缺、赈灾济贫,所谓“不动帑,不劳民”,“不假胥吏,不惊市廛”,而“以防天时之不常,济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积谷的存贮处所和经管单位为义仓或社仓,因而在历史古籍中,一般称之为“义谷”或“社谷”,至民国时期始总名为“积谷”。义仓和社仓有所不同,按照《大清会典》的划分,“凡民间收获时,随其所赢,听出粟麦,建仓储之,以备乡里借贷”者曰社仓;“凡绅士     

清代陕甘地区仓储探析

清代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总结时期,其赈灾救荒形式呈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势.清代陕甘地区的仓储体系有其自己的特点与运作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社仓由政府出资设立,政府经营管理,而其他的社会救助形式如义仓则处于初创阶段,许多运营机制多效法东南地区,社会救助功能相对有限,但是这反映了陕甘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与社会的发展趋势.     

宋朝政府扶贫济困办法多

正贫穷,是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力争攻克的社会经济难题。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为此不同程度地下过功夫,我国古代历史上,宋代的典章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完备,如何取得实效,做到扶贫济困,宋朝有其可圈可点的措施。从制度层面力争做到扶贫济困宋代借鉴前朝经验,立足储粮备荒、积粮扶贫的宗旨,常规设置常平仓、义仓以及社仓。常平仓创设于西汉,是以平籴、平粜的方式来平衡粮价的一种储粮机构。该机构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粮价出售。这样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

应该说,仓储制度既有贮粮备荒、人安而致政洽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又是国家财政中“致财足以制国用”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常平仓又是清代仓储运行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常平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灾荒时期的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方面均有牵涉,且关系密切,因而研究清代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可以窥察仓储的诸多特性,也将会对清代财政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有益补充。     

养民的地方实践——国家视角下的清代广东备荒仓储

积储备荒历来为国家养民要政,地方备荒仓储实践深受中央政府仓储政策的影响。本文选择从国家视角出发,在对清代广东备荒仓储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仓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与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过于重视地方而忽视国家的研究路径进行一定的反思。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探讨明中后期的社仓,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明代救荒史的研究。但迄今尚未见专文论此,本文拟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社...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丰图义仓调查记

丰图义仓调查记杨政,秦建明,魏叔刚丰图义仓是我国目前所存无几的清代大型粮仓建筑之一,该仓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南寨子村旁,西距大荔县城１７．５公里,地理座标为东径１１０°０６′,北纬３４°４７′（图一）。图一丰图义仓位置示意图丰图义仓始建于清光绪八年...     

乾隆十三年再检讨——常平仓政策改革和国家利益权衡

本论文试图对乾隆十三年的米价大论战进行再检讨,指出朝廷将米价上涨归咎于常平仓储备的扩大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1748年8月乾隆帝决定每省常平仓定额“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亦非各省督抚一致同意的反映。而且,这一不加选择的命令之粗率也使读者怀疑朝廷可能另有用意。如果仔细阅读1749年1月建议将全国仓储总额定为3379万石的报告,不难发现其作者并不拒绝寻找机会节省资金。这些财政上的考虑很可能跟第一次金川战争不无关系。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

根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不同年代刊印的《户部则例》中的记载,结合有关人口、灾害数据,恢复了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发现,康雍时期,各地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确定,依据地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较为简单和整体划一;乾隆以来,常平仓储额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和西北地区高、中部和西南地区低的格局,它的形成受到了人口数量、受灾情况、地理条件、区域脆弱性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