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四人帮”和他们的系列“阴谋电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     

试论杜预的“《左传》癖”

杜预自称“有《左传》癖”,写成了《春秋左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著作。其实 ,杜预读《左传》成癖 ,主要原因是《左传》以礼治国、从政务实、重视武备、注重休养生息和法制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传》作者兼有儒、法、兵家思想 ,但以儒家思想为主 ,杜预也是如此。他为《左传》作注 ,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即“立言”和“立功”的统一     

胡风案件和“右派”学生

今年是“胡风案件”50周年,也是父亲胡风逝世20周年。关于“胡风案件”中涉及的这一群体的情况,我曾编过一本《我与胡风———增补本》,里面有“胡风分子”或他们的友人们感人的回忆;至于有关我父亲的情况,我母亲曾写过《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详细地回忆了他的一生,并为他说清楚了一些情况。甚至我也写过一本回忆我父亲的著作《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在,我只想从鲜为人知的另一角度来谈一下“胡风”一案中的另一部分受害者。他(她)们是主动撞进枪口的,即在“反右”运动中坚持正义为胡风说话的一大批学生,他们因为替“反革…     

郑逸梅与“补白”

郑逸梅老先生是当代著名文史掌故专家。从二十年代起,他就在上海的《民权报》,《申报》、《时报》等报刊上崭露头角。他以写短小精悍的小文章而著名。寓意深隽、言之有物,读来饶有风味,深受读者欢迎。因这种“豆腐块”文章适宜填补报刊的空白面,编辑也特别青睐。一有空白,就约他撰稿,久之,人们称他为“郑补白”,发展到后来,便成了“补白大王郑逸梅”了。诚然,这“补白”并不简单,要求作者知识渊博、文笔流畅,还要有“应急”之才。常言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郑老是苏州人,幼时家境贫寒,寄养在外祖父家,爱书如癖,手不释卷,才     

“赵盾弑其君”质疑

《左传》记载:“赵盾弑其君。”赵盾是普国的正卿,被弑之君是晋灵公,记下这件事的是晋国史官董狐。为此,董狐赢来了“良史”、“直书”的美名,千百年来盛赞不衰。我们以为:董狐不一定是良史,因为他记载的不是事实。《左传》本意未必是表彰董狐。为了弄清“赵盾弑其君”是否确实,首先应了解一下晋灵公和赵盾其人及“赵盾弑其君,一事的来龙     

“小康”的历史思考

“小康”一词,古已有之,从历史渊源来说,“小康”最早源出《诗经》。在《诗·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它源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它的出现与孔子有难解之因缘。《礼运篇》说,孔子参加完鲁国的祭祀,走出大厅,来到楼台上,感叹不已。当时他的学生言偃在他身旁,就问老师为何感叹。孔子告诉他,远古时代,大道盛行,他没有赶上,十分遗憾,然而他却是十分向往,故而感叹。于是他就向言偃讲述了大同小康的社会背景。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     

启功在“玩”和“趣”中常怀素心

启功先生喜欢动物,“尤爱大耳兔”。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还有动画片《鼹鼠的故事》《蓝精灵》《猫和老鼠》。1983年,启功赴香港大学讲学后,准备回北京。当时时兴带回“几大件”,海关的人见他什么都没带,非常诧异,再三盘问。启功说有,从行李包里拿出一个小玩具,是个打鼓的小白兔,在小摊上买的。住在北师大小红楼的时候,他家里有一个立柜,装满了动物公仔。启功亲自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显眼处:“只许看,不许拿!”这些公仔,都是他的宝贝。     

先秦“邑”考

<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邑”是区别于自然生长的一般性村落的特有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含义。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邑”主要指代的是王朝都城或“类都城”,如“夏邑”（《汤誓》《多方》）、“新邑”（《盘庚》）、“商邑”（《牧誓》《酒诰》《立政》）、“大邑周”（《武成》）、“新大邑”（《康诰》）、“洛邑”（《召诰》《多方》）、“新邑洛”“天邑商”（《多士》）。而如果结合殷墟卜辞所载,“邑”的指代就出现了多义性。但无论“邑”的早期含义如何,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是十分明显的。     

“佛祖”朱龙广的艺术人生

他是电影《地道战》里的高传宝,也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如来佛祖”。他所塑造的“如来佛祖”,成了广大电视观众最认可的荧屏“佛祖”形象,甚至被众多佛教信众当作“佛祖”来参拜。这位成功塑造高传宝、如来佛祖等角色,给我们带来经典影视艺术形象的艺术家就是朱龙广。     

从“史德”到“史心”

从“史德”到“史心”钱念孙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是个非常崇高的形象。他不仅要具备刘知几《史通》里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长”,还要具备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特别强调的“史德”素养。才、学、识三者是学术根基和能力的综合体现,各人因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不...     

屠格涅夫和郁达夫：从“多余人”到“零余者”

1850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多余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生活不得志,情感不得志,英年早逝的“多余人”丘尔卡图林的形象。1921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塑造了一个性格抑郁,情感孤独,过早告别人生的类似人物“他”的形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散文《零余者》,开始为自己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寻求名分。1932年,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翻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于是,他笔下的类似的形象就被称为“零余者”。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闻一多《易·泰卦》“匏瓜”说新证

闻一多先生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以继承、发展、创新的观点全面地研究了《周易》,其成果,便是他遇害后由朱自清先生编入《闻一多全集》中的《周易义证类纂》。闻先生在该文的前言中说: 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 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根据这些原则,他将《周易义证类纂》分成“有关经济事类、有关社会事类、有关心灵事类”三大类。类下又分“器用、服饰、农业、刑法、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二十一项。仅从他的这种分类上,便不难看出他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把《周易》从“玄境”拉回到“人境”中来。     

铸造“铁军”灵魂的廖乾吾

在中共武汉党史上,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在建党初期的工运活动之中。这位武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了北伐“铁军”的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作词的“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国民革命歌》,在大革命时期唱红了大江南北。1931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其事迹鲜为人知。他就是——     

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的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人们比较注重研究其“远因”,也就是瞿秋白过去的经历,如国内外种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性格特点、党内遭遇等。对该文写作目的的研究则大多指向未来,如“暴露内心”或者“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等。那么《多余的话》的写作有没有“近因”,即“当下”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他到底想要说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必须在临死前说清楚这些事情呢？     

“文革”中胡风不肯揭发周扬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之后,他的第三篇由向文艺界发难开始,进而全面开花指导当时“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巨制宏文”。     

莫当“好好先生”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徽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答曰：“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也回答：“那太好了。”他的老婆因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     

忆全国“学《毛著》第一人” 廖初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这“无数”之中,论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升迁之快者,首推廖初江。他不仅被名列“全国三大学《毛著》标兵”之首,更是由于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年仅33岁就担任了《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铸就了他人生辉煌的极点,其政治生涯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始相终。     

为“茶”正名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里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匾》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陆羽《茶经》总汇诸称：“茶,南方之嘉禾也……,其名一日荼、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酷奴等等。可惜没有一个字其原本含义是指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