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与圣像——拜占庭伊琳娜金币和印章

<正>货币和印章承载了较为客观的历史信息。二者流通于政权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全域,甚至因牵涉战争、贸易交换等情况而存在于境外。它们是统治者权威与宗教势力在广泛公共地域的证明。带有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像的货币和印章,是在特定统治时间内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文化变动、发展的指南^[1]。自六世纪以来的拜占庭帝国,两者就图像和铭文方面,保持高度同步的变化趋势^[2]。     

小乡村 大视野——打造乡村志的“史诗”之路

<正>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乡村志正是乡村文化的一种标志。乡村志编纂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对现实中的乡村而言,更是一种综合性、标志性的地域文化建设。^[1]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江门市博物馆藏公益埠文物浅析

<正>公益埠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县大江镇北部、潭江中部,是台山现存规模较大的清末侨墟。侨墟泛指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侨乡中具有中西文化特征的商埠墟市。公益埠于1905年由台山籍旅美华侨伍于政等人倡建,1908年8月15日正式建成^[1],占地面积0.33平方千米^[2]。公益埠建好后,拥有1016间铺地^[3],由于水陆交通畅旺,治安良好,工商业发达,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1912年,已从原来只有两户农民的荒地发展成为台山七大墟市之一^[4];1917年,公益埠拥有商民共八千余人^[5]。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在台山甚至在珠三角也实属罕见。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珍藏了数件公益埠的文物史料,这些物品对解读公益埠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选取部分阐释其历史文化内涵。     

物象、人气、品格：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城市美学构建的三重路径

<正>城市美学，是美学与城市学的交叉学科。它包括城市文化哲学、景观建筑美学和后现代地域主义理论，强调“城市个性”与“城市体验”，包含“有机性、生成性、生命力、个性化与和谐性”等审美原则。^[1]城市美学将审美活动拓展到城市日常生活，它和在城市百姓中世代传承并享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天然的关联。“非遗不但事关文化的自信自觉，还涉及文化的传承弘扬，     

清末民初画报记录广东女界的家国情怀

<正>岭南社会在唐宋以前具有“妇人强男子弱”的地域习俗特色。之后随着历代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男性成为形塑地方文化的代表,女性的影响则被掩盖甚至处于失声状态,她们逐渐接受男性士大夫们刻意推行的“节”“孝”“烈”观念,至明清时期走向贞静柔顺的理想模式。^[1]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面临剧烈震动,民族危亡的现状促使近代民族主义渐成主流,^[2]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方志馆社教活动实践初探——以南京市方志馆为例

<正>方志馆作为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彰显地方志价值、提升方志文化自信、扩大地方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方志馆不仅仅是存放传统纸质志书的“志书馆”，也是用各种现代化“志”的手段，对一方区域地情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动态记录和综合传播展示的场所。^[1]当下对方志馆的时代定位是地情资料收藏保护中心、地情展览展示中心、地情研究中心、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     

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像的内涵及演变

<正>一良渚文化反山墓地M12∶98玉琮上精雕细刻的羽冠方面人和环眼獠牙兽合体的图像通常被称作"神人兽面"图像。良渚遗址群范围内的最高等级玉器上常见这样的完整图像,被称作良渚文化的"神徽"^[1]。"神人"和"兽面"还以同样复杂或简化、变体的形式,合体或单独出现在各式玉器上,是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主题。对于"神人",有"太阳神"^[2]和"神祖"^[3]等说,对于"神兽"是何种动物,有"龙凤复合"^[4]"猪龙"及"饕餮"^[5]等说。对于二者的关系,多认为神人是做法的巫师,也是良渚社会的统治者,     

唐元和三年《先藏禅师塔铭》考释

<正>《唐东都大圣善寺山门院故开法大德先藏大师塔铭》(以下简称《先藏禅师塔铭》)石刻2002年出土于嵩山嵩岳寺塔东侧半山坡,石刻所属墓塔原位应在此处^[1],但今不存。石刻现存于登封历史博物馆。文字由温雅于唐元和三年(808年)撰书,记述先藏禅师(724～797年)的师承关系、求法与传法经历及归葬地等内容(图一)。该石刻此前见诸报道与文章,主要为介绍石刻形制、铭文字体、行款、出土和收藏情况以及简述先藏生平等^[2]。本文将首次刊布塔铭拓片(图二)^[3],抄录全文,并在此基础上考证     

宣城市博物馆藏汉代铜镜

<正>安徽宣城地处皖东南,矿产资源丰富,西周时期境内已有铜矿冶炼^[1]。春秋以后,青铜冶铸业得到迅速发展,"皖南地区丰富铜矿资源和大规模的采冶活动,又是青铜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无疑在发展和促进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2]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丹阳郡治由丹阳迁至宛陵(即今宣城),西汉政府还在丹阳郡设置铜官^[3],负责境内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两汉103个郡国,设有工官10处、     

金陵折扇制作技艺历史源流与艺术特色

<正>明清时期，南京和苏州、杭州、荣昌四地是折扇的主要产地，很多文人学者赞曰“南京折扇名天下”^[1]“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2]。清代盛期，南京生产的折扇曾列入常贡，远呈皇宫，这些足见其不俗的品质和地位。如今，苏州檀香扇、杭州王星记扇、四川龚扇、荣昌折扇等制扇技艺相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南京的“金陵折扇制作技艺”作为江苏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仍需加强价值挖掘和保护传承，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亮出这一文化名片。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虢国墓地出土铁刃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

<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是一处保存完整的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大型邦国公墓。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其中虢季墓(M2001)和虢仲墓(M2009)两座国君墓均出土数件铁刃铜器。韩汝玢^[1]和陈坤龙等^[2]的检测结果表明,这批铁刃铜器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较早使用人工冶铁的实物例证之一。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发达的青铜冶铸业是其他地方无法替代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再论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问题

<正>对夏文化的探索,如以1931年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为起始,^①迄今已走过近90年历程。邹衡兼用文化谱系研究(当时称作"文化类型研究")、都邑推考法(通过考订郑州商城为汤都亳而确定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和族属分析法(结合文献记载,从年代、地域、文化特征等方面推定先商文化和夏文化)所确立的夏商文化谱系,^②立论充分,其后不断得到考古发现的支持,是探讨夏文化无法回避的认识体系。^③可以说,二里头文化主体遗存属于夏文化仍然是学界基本共识。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敦煌汉简中的一件买卖契约

<正>由于墨迹漫漶、简牍残损等原因,敦煌汉简846的释文、内容及性质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解读,从而遮蔽了该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拟从释文校订入手,重新讨论该简的内容,进而揭示其买卖契约的性质以及社会经济史价值。该简目前已有三种不同的释文版本,一是整理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的释文^[1],二是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吴礽骧《中国简牍集成》的释文^[2],三是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的释文^[3]。《集释》本订正了部分以往的误释,补释了很多先前未能识别的文字,书中还公布了该简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比早年公布的黑白图版更为清晰,但仍有部分文字残损或墨迹漫漶,给释读带来一定难度。细审图版,可知以往诸家释文皆有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这里先将校订后的新释文写录如下,然后逐一展开讨论。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     

太原龙山道教石窟第五窟主像身份探析

<正>龙山道教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0公里处的龙山山巅东侧巨型岩体上,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开凿于唐、元、明三个时期^[1],共有9座洞窟65尊像,是我国北方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纯粹道教题材石窟。由于石窟所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且位于龙山山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始有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随后在石窟年代、造像风格、内容题材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