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淮河:汪胡桢与淮河治理

"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才有佛子岭水库的成功." 水利专家,曾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部长、佛子岭水库工程总指挥的汪胡桢在佛子岭水库建成后,用饱蘸红色墨水的毛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段发自内心深处的话语. 在他之后回忆自己从事水利事业生涯的文中,他也自谦地总结说:"我没有什么才干,...     

解放后淮河中游的治理

解放后淮河中游的治理朱来常编者按：“当代史研究”专栏是由当代安徽研究所和《安徽史学》杂志共同创办。当代史是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等,欢迎学界同仁赐稿。淮河是中华人民...     

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气候与环境

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已渐趋完善,重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气候与环境的演变历史,是深入理解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和人地关系的重要前提。借助多年来实地考察、环境考古研究的成果,结合现有的地质学、考古学以及历史文献等方面相关资料,研究表明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环境经历了温凉偏湿、温暖湿润、更加温暖湿润以及逐渐趋于温和偏干、直至洪涝频发的演变过程,且与顺山集文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时代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淮河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变迁与人地关系提供重要科学信息。     

明代岷州地区的民政治理与行政制度变迁

明初以降,明廷对岷州的民政治理经历了岷卫兼管、岷州建州、巩昌分辖的数次争论与转变,最终于嘉靖年间形成以抚民同知专管民政的治理格局,即岷州厅之雏形。洪武初年,明廷在整合藏边番族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岷州卫,藏区的番族部落也深深地嵌入岷州卫的军事与里甲系统,并引致地域社会番汉共处、军民杂居态势的形成。随着明中后期岷州卫军政控制的弱化,当地番汉、军民混杂的局面渐趋紊乱。嘉靖年间,各方官员就"岷州建州"与"巩昌分辖"产生争论,最终明廷基于行政成本、品级对等与番民社会的考量,增置岷州抚民同知管辖民政并促使当地形成卫所与州县系统分辖军民的州卫共治格局。面对蒙古部落移牧甘青,明廷放缓了岷州的"州县化"进程,同时立足于边地社会局势"以番固藩"",华夏边缘"借此得以维持。     

苏北里下河地区阜宁南部婚礼风俗志

本文详述了苏北里下河地区阜宁南部男女婚姻大事的各种民俗信仰。依一般时间进程组织全文,从如何结亲、订婚和成婚等各个环节细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主要记述传统的婚礼风俗。①同时对该地区婚姻风俗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概括说来它们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这也反映了乡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论建国初期对淮河的全面治理

1950～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新中国对水患严重的淮河展开了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从而迈出了根治淮河的第一步。当时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等特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治水的实践,其经验与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黄侵运逼"视野中的淮河变迁

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当初,淮河本是"四渎"之一,槽深流清,颇富通航之利.然而从1128年杜充决黄河开始,因为掺杂了诸多人为因素的700多年的黄河夺淮,因为明清时代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因为截淮的高家堰与汇淮的洪泽湖,淮河失去了河形、失去了下游、失去了入海水道.这样的自然与人力综合作用、"黄侵"与"运逼"交相折磨的淮河,又引发我们广泛的文学拟喻与深沉的哲学关怀.以言文学拟喻,传统帝制时代的黄河可称"父亲河"、运河可称"富贵子"、长江可称"母亲河",淮河则是值得同情的"隐忍子";以言哲学关怀,淮河与黄河、运河、长江之间的"恩怨情仇",既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展示了政治权力对自然变迁的负面影响.     

淮河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淮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虽然属于起步晚的区域,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获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与其他地区相比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并在同期文化中的某些领域达到了领先的程度,从而使学术界对这一区域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大幅度提高。前期的工作给我们增加了信心,潜在的信息令研究者为今后的发掘和研究充满着期待。     

罗布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

本文在引用史料、考古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 ,对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 ,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魏晋以前 ,生产水平有限 ,绿洲农业灌溉主要依赖自然河道 ,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河湖水量充沛 ;魏晋以后至元代 ,属游牧民族活动区域 ,生产方式简单 ,对环境影响小 ,河湖水量因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呈不断减少的态势 ;清初至道光年以前 ,当地罗布人以原始的渔猎生活为主 ,河湖水量充沛 ;清道光年以后 ,大规模、不合理的农业灌溉活动 ,导致河湖水量减少     

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

秦岭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 ,东西长约 16 0 0公里 ,南北宽约数十公里至二、三百公里不等 ,据有甘、陕南部和豫西及鄂西北一小部分。是中国大陆两大动物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带 ,动物种属成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复杂性。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 ,在春秋战国以前 ,秦岭曾经是两大界许多珍稀兽类和凶猛兽类的栖息繁衍的乐园。由于生态环境变化 ,主要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 ,使一些热带动物犀牛、象逐渐在秦岭周边地带灭绝。然而自秦汉直到清代中叶 ,由于秦岭仍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鹿以及熊、虎、野猪等仍大量生存。十八世纪中叶起 ,数十万计的移民进入秦岭腹地 ,砍伐森林 ,破坏植被 ,开垦耕地 ,使百兽丧失栖息的环境 ,再加以滥捕滥猎 ,致使秦岭众多珍稀动物和一些猛兽的分布稀疏 ,数量减少 ,以至于物种灭绝。这是中国历史时期一起严重的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事例。     

淮河与国画精英

淮河是中原大地上一条古老河流,它同黄河、长江、济水齐名,并称为“四渎”,又被当代列为七大江河之一。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播撒人类文明,从远古直到今天。打开淮河的历史,从夏朝建都于登封告城和禹州建都,到北宋立都于开封,进一步说明淮河流域历史的光辉,文化的璀璨,尤其是一幅《清明上河图》,能使人直观淮河流域那繁荣的往夕和宋都汴梁的峥嵘岁月,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它的传神之处,就在于能让人领略大自然的风骨,纵观画中的气势,尝试笔墨的韵味,享受人间的美。回过头来,再浏览一下中国画的诞生、形成和发展史,都与…     

宋代淮南地区城镇的发展与变迁

宋代淮南地区城镇的发展与变迁吴佳新大约从唐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商业的日益发达,一些州府县城,逐渐改变了原有单一的行政中心功能。至宋代,商业性质不断增加,城市形态发生重大转变,使原有的坊制、市制被破坏,城市不断外扩,对地...     

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

海岱地区的獐与史前环境变迁王青,李慧竹海岱地区史前遗址中发现獐遗骸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文化层中出土,二是墓葬中出土。如果能将这些丰富资料加以系统整理,或许会有助于阐明海岱地区史前环境变迁的某些问题。本着这一认识,笔者将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谬误之处诚望...     

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

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景爱沙坡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城西,是包兰铁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在清代,这里称沙坡或黄沙坡,沙坡头是民国以后的称呼。在沙坡头一带,流沙相当严重,形成了许多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这里是腾格里沙漠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９５８年通车的包兰...     

中国旅游度假区治理结构及变迁

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度假区治理结构及其类型,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揭示了度假区治理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过程.研究表明,中国度假区发展是地方性行政经济的产物,地方政府是我国度假区发展中最重要的行政权利主体,度假区治理结构的类型和构成则是地方政府内部不同行政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十多年来,我国度假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路径主要表现在管委会实际受权变化和管委会制度逐步向传统行政管理制度复归,这是我国度假区对发展环境不适应,进而在制度层面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     

近五百年来淮河中游地区蝗灾初探

本文以淮河流域中游皖北地区近20个州县为对象,对明至民国时期计500余年的蝗灾发生次数、时空分布、原因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流域中游地区最近500年来的蝗灾无论是在时间序列上,还是在空间地域的分布上,都有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没有所谓的周期性或韵律性现象。首先在时序上,存在几个蝗灾相对多发期和少发期相间的情况。其次在空间方面,大规模的蝗灾较为稀少,而以局部地区规模的灾害为多;中游下段地区的蝗灾次数多于其上段地区的灾次。该地区蝗灾的发生,与黄河长期夺淮造成的水文变迁、水旱灾害叠发等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规模、方式等社会经济的负向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时代变迁与区域对比

通过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数量、规模、堆积厚度相关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认为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从早到晚表现出流动性渐强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与其生业经济方式的变化有关。此外,甘肃东部和南部地区与河湟地区在各项分析指标中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野象分布与变迁探析

针对唐宋时期岭南野象分布变迁的区域特点,本文以河流流域为基础进行分区论述,以期细化该时期岭南各区域内野象分布的研究,并有助于探析野象在岭南不同流域渐次灭绝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挖掘与梳理,考证了漳州与潮州野象的灭绝时间,二者均可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各自向后推迟30年左右;再以漳州、潮州野象的灭绝为案例,将其置于南宋前中期,人口南迁、农业深度开发的历史背景下,认为野象生境与农业区拓展的极大冲突为其走向灭绝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