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明清时期粤西民间的真武信仰

<正>真武，即玄武，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也是道教所奉之神。据《云麓漫钞》卷九载，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因避讳，始改玄武为真武。宋真宗时(998—1022在位)，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1]。学界关于广东真武信仰的研究，历来多集中于珠江三角洲一带，     

方志馆社教活动实践初探——以南京市方志馆为例

<正>方志馆作为地方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彰显地方志价值、提升方志文化自信、扩大地方志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方志馆不仅仅是存放传统纸质志书的“志书馆”，也是用各种现代化“志”的手段，对一方区域地情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动态记录和综合传播展示的场所。^[1]当下对方志馆的时代定位是地情资料收藏保护中心、地情展览展示中心、地情研究中心、地方文化交流中心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土默热重勘《红楼梦》

2006年1月出版的《土默热红学——〈红楼梦〉创作真相与作品真谛新探》，洋洋大著60万字，犹如一石激起干层浪，在网上引起热议，被称作是具有“颠覆性的红学新学说”。土默热先生积20年心血，经10年探索，10年耕耘，建起了一座在胡适红学“基础”之外的红学大厦，他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交给了洪异；把作品的“生活原型权”交给了生活原型——百年世家洪异家庭的洪园；把美轮美奂的大观园景色交给了杭州的西溪湿地；把那些聪明美丽的红楼女儿交还给了“蕉园诗社”的“五子”、“七子”；把贾宝玉异端邪说的论者听者交还给了刚刚亡国破家的南明遗老遗少……今年春上有40多位红学专家汇聚西溪再争鸣，土默热的见解让我们在习惯了平日红学思维的同时，感受一股清新的学术探讨之风，敢于突破思维定势，勇于创新，这才是学术领域永恒的话题。今天，我们刊出秦轩先生写的《土默热重勘〈红楼梦〉》，以飨读者。[编者按]     

百年海复镇——张謇创建中国垦牧第一乡

<正>19世纪末，张謇胸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1]3的宏图大略，着手筹办通海垦牧公司。“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行于穷海尽处百余年荒漠之滩，高止有天也，下止有海也，须行而自为路，须渡而自为梁，须居而自为庐舍，须垦且牧而自为沟洫町场，无不创也。”^[1]51按计划，辛丑年(1901)“十月正式开工，     

〔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金陵折扇制作技艺历史源流与艺术特色

<正>明清时期，南京和苏州、杭州、荣昌四地是折扇的主要产地，很多文人学者赞曰“南京折扇名天下”^[1]“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2]。清代盛期，南京生产的折扇曾列入常贡，远呈皇宫，这些足见其不俗的品质和地位。如今，苏州檀香扇、杭州王星记扇、四川龚扇、荣昌折扇等制扇技艺相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南京的“金陵折扇制作技艺”作为江苏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仍需加强价值挖掘和保护传承，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亮出这一文化名片。     

清华简《五纪》中的速度量词

<正>刊载于《文物》2021年第9期的清华简《五纪》篇简88～91的内容值得特别关注^[1]。先将简文誊录如下^[2]：三曰固，四曰抚，八(简88)曰利，廿曰变。四曰机，二曰巧，十曰好。足曰立步迟速还，手曰搤摏御量秉。择蠲食饮饱，止跛蹲踞(简89)肆。武跬步走趣，两足同度曰计，拳扶咫尺寻，再手同度曰袤，是谓计袤。标躬唯度，四机组律，道(简90)盈纬十。(简91)整理者认为上述简文分别以人体下肢“足”、上肢“手”，建立了两套长度单位系统，     

金陵茶事育“雨花”

<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由此成为当时的茶文化中心。^[1]有学者认为,从茶产业、茶文化代表人物、标志性茶事、茶文化经典集中之地来衡量,南京堪称东晋、南北朝之“茶都”。^[2]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都源起于六朝的南京;南唐建立了“北苑茶”体系;“茶圣”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试茶亭;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新风尚;     

《治家格言》与中华传统家训文化

<正>朱用纯(1627—1698)，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人。《清史稿》有传。据相关传记资料记载，朱氏“覃精理学，凡六经四子，濂、洛、关、闽诸书，及明儒薛、胡、高、顾之论说，辨析毫厘，知行并进，而一以主敬为程”^[1]，其基本学术倾向偏于程朱理学一派。明亡隐居不仕，教授生徒以养家，     

戴熙《古泉丛话》研究

<正>戴熙(1801-1860),字醇士,自号鹿床,谥文节,为钱塘人(今杭州人)。其先世以盐业起家,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家有园亭池沼居城东,群从豪侈,日以歌舞酣燕为乐。”^[1]到戴熙时,虽门庭依旧,但其在读书方面却异常用功,常与弟戴煦一起“默坐读诵,被服儒素,不异寒士,自名其斋曰‘习苦’。”^[2]年才十九,便乡试中举,并于道光十二年(1832)成为进士,此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学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官职,精通文艺,善长绘画,著有《习苦斋画絮》这类带有绘画理论性质的题跋作品,还著有《习苦斋诗文集》《尚书沿革表》《古泉丛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