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修志期魏晋南北朝方志学术研究述略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此有研究将这一时期视为规范方志编纂的重要发端。尽管其时各种形式的志书编纂活动十分普遍,但由于距今久远、志书散佚等多种因素,长期以来对其研究相对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开展以来,这一状况逐步有所改观。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方志编纂繁盛的历史原因、所修志书特点以及存在问题等,都进行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有益探索,因而在此基础上的综合性述评颇具学术价值意义。     

二轮修志期全国方志学研究成果概览——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载相关成果(2001—2020)的综合分析

改革开放后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期以来,方志学术研究成就卓然,成果丰硕。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所载大量相关论文为基础,分别就全国第二轮修志期(2001—2020)方志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主要特点及存在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方志史上两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事业的发展,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已经走过了50余年。在这50余年当中,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中期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断、70年代末的重新兴起,形成全国规模修志高潮,期间起伏跌宕,但成绩是巨大的。而今终于进入了中国方志发展史     

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上)

南北和议告成,依法国务院成为统一民国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各方角力的关键。南京临时政府自认为是中国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共和政权,而清朝末届内阁总理全权大臣袁世凯变身统一临时政府大总统,千方百计将阁府部院当作民国的北方政府。民国从前清接下的不但是机构的烂摊子和财政的空架子,还有麻烦不断的大批旧员和层出不穷的人事纠纷。接收清朝旧署与建置民国新部的南北新旧之争相纠葛,频起风潮,新政府的成立及其运作举步维艰,作为责任内阁的国务院无形中大幅度被弱化和虚化。     

昙石山遗址出土纺轮研究(上)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及闽江下游流域同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纺轮进行观察和比较分析,总结了昙石山遗址出土纺轮的基本特征,对其制作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了阐释,探讨了各时期不同型式纺轮的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当地的史前纺织水平,最后对纺轮纹饰和纺轮随葬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文化内涵。     

2006年全国新版方志年鉴学暨相关编著述略(上)

<正>全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最强音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切实有力的措施一项接一项。温家宝总理于2006年5月18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67号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工作有了第一部政府法令。从此依法开展工作,方志年鉴工作者莫不喜上眉梢。受《条例》的巨大鼓舞与     

综合方志著述综合学科支撑——方志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辨析

中国特质的地方志文化乃全面、客观地记述某行政区域内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资料性文献,由于历史与全国首轮修志及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而构建的中国现代方志学,是一门新型综合性应用学科.方志学属历史范畴,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文深入研究阐述<中国现代方志学>中方志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辨析论述,即综合方志著述、综...     

新编方志在体例上的创新——概述篇写作与研究综述

设置概述篇,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在体例上的创新。有关概述篇的设置与写法的理论文章,可谓数不胜数。一些史志工作者,也以敢于创新的精神,不畏艰辛,勇于探索,用“雄才粗线概要之笔”,写出了异彩纷呈的美文佳构。这,不仅对我国方志理论的繁荣与完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将会使人们在探索和实践中,把慨述篇写得更好。     

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上)

匈奴西迁以及是否曾抵欧洲,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8世纪,西方学者在探讨匈人起源时首先涉及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公元4世纪后期出现于罗马边境的匈人即为西迁的匈奴的观点。此后,西方学术界围绕匈人与匈奴关系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讨论,并把寻求匈奴西迁史迹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深受当时西方流行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及匈奴西迁欧洲说的影响,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所转变。本文主要根据个人所掌握的材料,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匈奴与匈人关系及匈奴西迁问题的历史过…     

中国方志史上两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下)

（二）制订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规划 在地方志规划方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以前,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后抓的第一件事,便是于1983年4月22-28日,在洛阳召开了全国首次地方志规划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首次规划。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余名代表到会。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四(上)

锦上添花话外篇———录《宁波市志》　　古代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往往分内篇、外篇 ,如刘知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重要的史学评论就是如此。一般说来 ,内篇多为学者学术宗旨之所在 ,外篇则是余论性质 ,旨在补内篇论述之不足。黄宗羲曾经指出 ,每个学者治学都有自己的学术宗旨 ,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 ,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史德”、“文德”等重要论点都出自《文史通义》内篇。但是 ,作为地方志这种著作 ,设内外篇者却不多见。因此 ,接到《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先生寄赠的《宁波市志外编…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综述(上)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中国边疆史地学传统的研究项目,也是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经唐、元、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所罕见,因此,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二十四史的“史臣曰”中即包含了大量古人对于历代治边得失的灼见。本世纪20—40年代先后出版的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年)和《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1931年)、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年)、蒋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二)

正1929年,是我的生活和命运出现重大转变的一年。从这一年起,我连续系统地受了12年学校教育,而这种教育,基本上是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进行的,对我的思想定型具有重大作用。武汉的黄陂同乡会在汉口拥有一座庙,叫四官殿。有些黄陂同乡会的负责人思想比较开明,觉得用庙产只养和尚不行,就拿出庙产的一部分在庙内办了一个学校,叫与时小学。在与时小学教书的教师中,有个喻代民,他是在中华大学工作的喻善哉的胞弟。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一)

2018年已经105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国史专家和社会学家。2006年8月至2009年9月,口述史研究者、《长江日报》高级编辑余坦坦与刘绪贻先生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合作完成了一部长达23万字的刘绪贻口述自传,记述了刘绪贻先生自1913年5月13日出生前后至1947年6月从美国留学归国34年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具有独特的视角和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经征得作者双方同意,本刊于今年连载,以飨读者。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三)

正决心离开社会部另谋他就时,我曾求助于费孝通老师,他让我找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职的吴文藻先生。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吴先生本是个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本分学者,为什么跑到为蒋介石实行专政而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来工作呢?如前章所说,吴先生在云南大学的学术活动,是靠英国退还庚款支撑的。1939年,国民政府中有人眼红,吴先生不能继续使用此款,才听从清华同学劝告,于1940年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从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四)

正到1943、1944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线已逐渐胜利在望,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则仍然吃紧。国民党统治区里,政治上专制腐败,经济上通货膨胀愈加严重,1941～1944年间,物价指数增长近37倍。外汇市场上,官价20元法币兑换1美元,黑市则1美元可换200元法币。因此之故,许多国民党上层官僚及其亲朋的子女,就纷纷开后门买官价外汇去美国镀金(留学)。由于太猖狂,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对国民政府和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等批评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一)

正清华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昆明跟着陈达、费孝通等名师做学问,对我来说,本是很理想的事情,为什么要奔赴正遭日机频繁轰炸的重庆呢?如前章所说,这是由于相恋近5年的女友周世英因家庭关系,不愿放弃她好不容易在重庆盐务分局获得的铁饭碗的缘故。周世英祖籍浙江宁波,父辈寄居湖北宜昌。伯父是宜昌英国怡和洋行买办,父亲周楚江是宜昌日本日清公司大写(低买办一级),原来家境比较殷实。母亲王晓常出自     

方志事业的里程碑——写在“广东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上

《广东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于2001年12月13日至20日在广州市化公园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观看。这项由省政府主办,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的大型展览,是对我省历时17年的新方志编修工作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和汇报,也是我省一项浩浩荡荡化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在本刊连载之际,刘绪贻先生于2018年11月10上午在武汉逝世,享年106岁。特致悼念之情!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五)

正高中毕业这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却因阮囊羞涩,未能入学。后来报考了南京军需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学生由政府供给,还有一点零用钱,用不着家里负担。不过,报考这个学校,完全是环境所迫,绝非我的志愿。因为第一,进该校读书,是不能实现我长期以来向往的将来成为大学教授的目标的;第二,我猜想周世英很可能不喜欢我进这个学校。所以,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