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南直隶修志兴盛的原因

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南北两京各设有一套中央机构,在两京畿铺设置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南京畿辅有应天、凤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庐州、安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14府和广德、和州、滁州、徐州4个直隶州,称为南直隶,包括今天的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从汉代以来,这一地区就有方志编修,明代无论是编修种类还是数量,均遥居明代各行政区域之首。目前,较为权威的统计是明代     

明代“淮安府海州”铭文城砖探析

<正>明初实施大规模城墙建设活动,不仅是凤阳明中都和南京都城,各地府州县的城墙建设也都需要大量的城砖。为保证城砖质量,明代施行以城砖铭文为标识的责任制,也就是"物勒工名"措施,以及比较周密的基层组织形式,多年来学界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具体到"淮安府海州"铭文城砖,在明中都、南京、淮安以及海州本     

明代凤阳等六府三州服饰风尚略论

明代凤阳等六府三州大体相当于今安徽省的地域,是徽商的发祥地,以往的研究对徽商的崛起、徽商的经营等论述较多,但对这一区域服饰风尚的变化却鲜有涉及.本文以这一区域为视角,论述了明代前期循礼俭约的服饰风尚、明代中后期僭越礼制竞趋奢靡的服饰风尚和服饰风尚由俭入奢的原因及其影响.     

“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明清州制新解

明清时期的州制问题,可从体国经野和设官分职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角度分别加以探讨。清廷通过取消隶府而领县的属州,实现了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的简化。《明史·职官志》“知州掌一州之政。凡州二,有属州,有直隶州。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而品秩则同”的记载,藉州政之别反映了以两类知州为代表的官僚在权力运作上的内涵与空间差异。本文依靠雍正时期针对属州进行大规模调整留下的文献记录,为揭示上述志文真相提供新的解说。笔者认为,“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指属州知州虽领有知县,但因尚隶于知府,故所掌州政主要面向本州亲领编户,从牧民之官的角度可视与知县相埒。而直隶州知州因径隶于布政使,故州政主要是对所领知县的巡查管辖,从牧官之官的角度当与知府相仿。这是志文详于府、县之政,却独略于州政的原因。《清史稿·职官志》所谓“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已与明代乃至清初州制有所不同。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在河之“州”：大运河在徐州

<正>一条河全长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徐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段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重要的一段。大运河在徐州境内绵延181公里,恰为全长的十分之一。南宋初年,黄河夺泗入淮,从此流经徐州长达700余年。元明时期,徐州黄河河道成为运河河道。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     

明代陕西“三边总制”制度创设原因探析

明代陕西"三边总制"制度是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即"西三边")分设文武重臣,各自承担辖区御边任务,并暴露出若干弊端的情况下,为适应御边需要而逐渐创立的一种武臣统兵、文臣总理、太监监军且兼有一定民政职能的三镇统一御边制度。这一制度创立后,在明代西北边疆行使军事与民政职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三边总制"创设的原因,史学界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就此问题作初步探析。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武安白府村“拉死鬼”傩俗探析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河北武安白府村“拉死鬼”的整个活动展演过程,将固义村“捉黄鬼”和白府村“拉死鬼”这两个处于同一民俗背景下的傩俗活动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探索归纳白府村“拉死鬼”傩俗的民俗特征以及所折射的武安傩的整体特点。     

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

明代万历二十年,由于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为国计民生,朝鲜主动向中国提出开设“中江关市”要求。中江关市开设后,对朝鲜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在朝鲜的一再坚持下,中江关市最终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关闭。     

明代财政史中的“南粮”问题辨析——基于松江府的徭役考察

"南粮北役"是基于明代财政的地域供输差异提出的一种判断,其中,"南粮"是建立在江南重赋这一基本认识之上。虽然该说自明代以来面临诸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并不以江南赋、役的量化比较为依据。因此,本文选取有"苏松重赋"之称的松江府为考察区域,在厘清该区域徭役构成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官方账簿和官员奏议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该区域赋、役规模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役重于赋是明代松江地区赋役征收的基本格局,所谓"重赋",其实质是江南赋役混征背后大量徭役的存在所致,因此明代以来的"南粮北役"说在"南粮"层面并不成立。     

“辽兴府”存废钩沉

五代后唐时,平州被契丹占领,随即被升为节镇州,先后置卢龙军、辽兴军。但宋人记载契丹升平州为辽兴府。对此,学界皆视宋人记载有误。作者认为辽兴府确曾存在,其存在时间可能不在辽初而在辽末。辽末,随着大片国土不断落入金朝之手,新建立的耶律淳政权出于捍卫燕京的考虑,将平州升级为辽兴府。天辅七年正月,金破燕京后,辽兴府守臣时立爱降金,金太祖旋即升辽兴府为南京兴平府。这才是平州在辽金鼎革之际的真正变迁过程。"辽兴府"是当时不为各方所承认的耶律淳政权所升,且存在的时间不满一年,因而长期默默无闻。     

“潞安府”坛初探

在传世的白釉褐彩坛中,有些坛身铭文书"潞安府",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通过实地调查,认为"潞安府"坛的生产时间为嘉靖至天启间,生产地点在今壶关县程村。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岭南第一府”——北宋端州升兴庆府考实

北宋端州在政和八年(1118年)升为肇庆府。然而,端州升府的历程是比较复杂的,历来有较大争议。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端州何时升府,以及升府的具体过程,以新的史料证明端州在升为肇庆府之前确曾升为兴庆军和兴庆府,"岭南第一府"是兴庆府而不是肇庆府。最后,通过分析宋代"潜藩升府"制度及区域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的变化情况阐释其升府原因。     

明代的“宰相”

正众所周知,明代没有宰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逆、通敌等罪名杀了当时唯一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机宣布废除自秦汉以来施行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朝政。从此,皇帝一身二任,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朱元璋还将这一新体制写入《皇明祖训》,让后代"永为遵守",还规定如果哪位臣僚敢建议设立宰相,就格杀勿论。然而,明代史籍中却存在大量关于"宰相"的记载。     

明代“朝班”考述

朝班是朝会的基础,也是官员品秩及尊卑等差的直接体现。明初,朝班专准品级,其后兼隆侍从,又移于权势,改于因循,出现了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的现象。班序的紊乱,直观地反映了政治情势的变迁。本文对明代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并且分析了朝班变化的特点以及造成其变化的原因。     

论“三钱之府”

传世文献中与楚国货币有关的记载,有与范蠡同时代的楚王“封三钱之府”、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以为大”二事,都见于《史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三钱之府”的解释基本一致,即它是楚国的国家钱库,“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所铸货币④,并由此推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以及中国就已使用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     

傅山醉写“太原府”

傅山先生(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县人氏。他不仅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有名的书画家。他的书法精巧绝伦,常常带有传奇色彩,当时一些著名的寺庙、古迹等建筑物争相邀请傅山题名。关于傅山书法的传说,虽非信史,但也可见傅山的风采和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徐州音系”指瑕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徐州音系"中的"同音字表"存在些许瑕疵。归纳起来约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声韵配合的问题。二是关于本字问题。三是关于个别字的读音问题。四是印刷质量问题。本文主要从举例方面入手,稍加分析,以期对"徐州音乐"的科学性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