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彭寅翁本异文辨正

<史记>元刻彭寅翁本,系现存两种最早<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一,安平秋先生于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一文中明确指出:"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史记》点校拾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至巨,但经过漫长的流传与辗转抄刻,难免错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史记>一书的校勘研究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考校

<史记>载春秋时期历史,内容多与<左传>相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各体与<左传>重叠之处甚多,<史记>三家注亦常称引<左传>,<史记>记载及三家注所引<左传>相关内容,对于<史记>、<左传>及期注释之校勘、标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史记》校点本讹误辨正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工作最常用的本,但也不无可商之处。本就校点本底本之讹衍脱倒、漏校及误校、标点不当等疑误之处,在前人和旧作的基础上再检出30余条,进行辨正,供读参考。     

中华书局本《史记》点校商榷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目前非常通行的本子,由名家标点分段,但错讹不少.虽然多年来经众多学者撰文补正,但仔细校读之下,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现将标点有疑误的地方,略加考订.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书目多著录为王舟瑶手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解题亦沿用此说。该稿本是由手民过录的清稿本而非手稿本,其第一作者是管世骏,王舟瑶只是对该稿本做了批注,其批注得到管氏采纳,可以算作该稿本的第二作者。管氏校勘所据底本并非完整的“宋蜀大字本”,而是以嘉业堂、宝礼堂旧藏两部南宋绍兴间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宋元明递修本《史记集解》拼合而成,真正的蜀大字本只有十八卷,是嘉业堂藏本的补配本,两者均属九行本《史记》版本系统。其校勘体例独具特色,充分揭示了九行本《史记》在文字上的价值,对《史记》文字亦多有考证,取得了较高的校勘成就,对于进一步整理、研究《史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代《史记》版本著录考论(续)

本文依据历代《史志》及官、私所修《书目》所载《史记》的著录情况,在手检目验国内外现存《史记》诸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详尽考察了《史记》诸本的承继和流传轨迹,为《史记》版本系统的确立提供了根据。     

《史记》风俗习性的记写特点

《史记》是一部具有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并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著作,在内容上以记写人物为主,但又兼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天文、地理、医学等内容,其中还不乏对人的风俗习性的记写。但《史记》对人的风俗习性的记写,不同于对人物和其它内容的记写,有着其自身的记写特点。其一,分传记写。司马迁生活的汉王朝,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王朝,它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在其周边还有一些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性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是汉族本身,由于生活地域的不同,…     

《明夷待访录》标点本拾误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学习与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经济史的人,都会读到这本书。然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陆上出版的多种《明夷待访录》标点本,在断句和标点方面都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可能防碍读者对原意的理解,能尽快改正才好。     

谈《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

《史记》篇章编次较灵活,不似《汉书》严整,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还很“混乱”。因此,历代学多有不解。司马贞在其《索隐》里就曾批评太史公篇章编次不当,认为《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间。金人王若虚继之说：“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亦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     

《史记》电子资源述评

目前所见的比较流行的电子版文献如《四库全书》、《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系统》、“汉籍电子文献”中的《史记》有着各自的功能和特点,一些比较常用的可在internet上进行《史记》在线阅读或下载的网站和软件,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可进行多方面努力克服这些缺陷,古籍资源的电子化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司马谈与《史记》

司马谈为西汉前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之于《史记》有发凡起例之功,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成文论作。其中《论六家要指》一文,是中国学术史和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不仅反映了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司马谈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史记》能成为千古不朽之作,是与司马谈的努力分不开的。     

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所做序言略加修改而成。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界定,进而对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的总目(包括现存、已佚及外人著译类)进行全面考订,同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荒政书的编纂体系及其演进的脉络,对由此反映的中国救荒思想与救荒制度的延续与变动也做了概要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长安城南《史记》、《汉书》未载的人工渠

长安城南的秦漆渠和汉樊公渠皆不见于《史记》和《汉书》,但此二渠不仅古时有之,至今仍有遗迹可寻。作者依据有关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对二渠的兴废沿革做了相应的研究     

开发区志篇目设计刍议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生事物,开发区志也必然是修志面临的一个新生事物。开发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开发区志不能照搬或囿于一般行政区志的篇目,必须在继承传统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开发区特色进行大胆创新,才能客观真实地记录开发区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反映改革开放的主题,修出名志佳志。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名考误

《旧唐书·经籍志》因无善本传世 ,今人亦未及作专门的整理 ,故通行本文字讹脱颇多。本文从新、旧二志的同源关系出发 ,主要采用二志比勘的方法 ,同时参考《隋志》等书目著录、史传记载、古书称引等 ,对《旧志》著录的书名讹误进行考辨 ,凡二十二条。     

从《正定县志(1986～2005)》看第二轮修志的篇目设计

2009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160万言《正定县志（1986-2005）》,从多方面展现正定在改革开放时期中20年的风云巨变。本文试图以这部具有多方面特色的志书为依托,探讨第二轮修志篇目设计的创新之路。     

关于志书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编写若干问题的探讨

文章首先通过分析两位学者对社会和社会部类的理解,明确了志书中社会的记载对象,并对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的含义作了区分。接着通过对社会部类和社会篇的编写分别进行研究,指出社会部类与其他部类的不同之处,有关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整部志书中应做到不要缺项,在续志中应该专设社会篇/章,以此来记载非政府行为的社会事项,内容应该突出民众性。既要考虑篇目设置上的科学性,也要兼顾实际组织编写中的可操作性,有些内容可以在有关篇章和社会篇章中分开记载。文章建议在县级志书中专设社区篇/章,因为设社区篇是志书体现时代特点的要求,可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运作情况,能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情况,也便于反映基层多元化的民政工作,而且可以将很多非政府行为的社会事项放入其中记载,同时可以使新农村建设的记载收放自如、生动具体。在编写组织形式上,文章认为可以突破"管什么写什么"的思路,采取课题承包、专家修志的形式来组织编写,改变"一揽子包干"的编写组织方式,进行分别写稿,统一组装。在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上,社会部类或社会篇的资料应更加重视以口述史的方式收集。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备受统治者青睐,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